前沿|卢超：行政许可承诺制——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11)

置于当代中国背景之下，我国政府管理中的条块模式导致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都处于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状态，地区间经济和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导致数据联动异常困难，部分地区甚至没有条件实现电子化的数据采集和储存。 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例，其作为信用规制最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本应预期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中发挥数据中枢功能，但却由于信用信息平台“参与建设主体的复杂多元性，导致缺少统一的数据收集方法，不仅中央部委的数据收集以及共享系统各自为政，地方数据系统与标准也显现出互相割裂特征”。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以外，在主观层面上，官僚科层制的“谷仓效应”（Silo effect）也会加剧行政系统之间信息共享的困难度，并极大提升整个官僚体系的信息沟通成本。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削弱了信用规制等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的预期效能，撕裂了“平台型政府”体系的整体愿景，也给许可承诺制等简政放权色彩的规制创新带来风险隐患。
当下“平台型政府”面临的困境，除了条块分割格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薄弱以及信息“谷仓效应”等宏观不利因素之外，具体到微观层面，行政审批改革旗下诸多创新机制之间往往也缺乏衔接协调，一些改革机制之间甚至存在相互干扰与效能抵消效应。譬如近年来，相对集中许可权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局的创立，在各地以规制试验的模式纷纷铺展开来，这对于提升行政效率与促进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一定的助力作用。但与此同时，在尚未完全建立统一高效的“平台型政府”与信息流通机制之前，这种“审管分离”的组织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谁许可、谁监管”的许可基本原则，进一步增加了需要审管衔接与推送联动的信息数据总量与协作程序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信息共享的障碍，容易给事中事后监管带来额外负担与执法盲区，也间接提升了许可承诺制改革的潜在风险。
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技术保障与核心环节，平台型政府的当下困境直接制约着许可承诺制的拓展疆域与发展愿景。从政策破题的角度，“平台型政府”的未来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介入干涉，来破解条块分割与“谷仓效应”等难题。当前地方政府或者行业部门主导的“平台型政府”建设，地方主义或者行业主义色彩过于浓郁，需要中央政府或者较高层级监管机构的深度介入，推动跨地区及跨行业之间信息技术平台的数据兼容共享，从而提升事中事后监管的数字化能力。中央政府既应通过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有效弥补地区间经济差距导致的信息能力落差，也应推动数据信息的标准化建设，为跨地区以及跨行业的政府信息平台确立一个统一且兼容的示例范本，譬如加速推动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开发完善信用信息的数据挖掘技术，将企业主体与实际控制人予以真实关联，从而真正实现对于市场主体的数字化素描与全景捕控，以此彰显“信用互联”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