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卢超：行政许可承诺制——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7)

三、与许可承诺制“互动共演”的事中事后监管
行政许可承诺制通过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将事前许可的风险过滤与筛查功能交由信用规制等事中事后监管工具来承担，两者在规制变迁与行政过程中环环相扣、难以切割。不妨借用现代行政国家“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来阐释许可承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之间的动态关联，按照“复杂性理论”的解释逻辑，规制变迁进程中诸多改革事项之间往往呈现出非线性、反复且互为因果的演化特征，反观当下“放管服”改革中，许可承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不仅在中央乃至各地的规制改革政策文本中齿唇相依，也渐次生成了互动共演（Co-evolutionary）与共生依附（Symbiotic Relationships）的逻辑关系。更加强调市场导向、效率主义的许可承诺制模式需要事中事后监管工具创新予以支撑，行政许可承诺制的创新试验一定程度上激励加速了信用规制等事中事后监管改革议程，而市场信用体系、信息化监管乃至平台型政府的技术进步，这些事中事后监管的核心要件也为许可承诺制的试验推广创造了契机。
据此，从制度变迁的历史视角，很难用线性因果论证（Linear causal arguments）去简单断言，认为许可承诺制与信用规制等事中事后监管工具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对应逻辑。事实上，许可承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更多呈现出循环往复、互为因果的非线性关系，因此，用“互动共演”这一概念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制度结合与演化过程，似乎更加符合当下行政许可与规制改革的现实境况。
（一）许可承诺制与信用规制的配合
按照当前“放管服”改革的设计部署，中央借助许可承诺制等规制创新手段，在前端不断放松许可程序的同时，更加强调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在后端的替代功能，传统的事前许可转向以信用规制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契合了学者对规制变迁的形象总结——“更少的政府规制，更多的声誉机制（Less Regulation, More Reputation）”。
当前信用规制作为新型监管机制的深入应用，需要放置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考量。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我国长久以来深陷市场信用机制匮乏的困境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当下国家治理与市场转型的一项系统工程，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地方实践诚然还存在诸多合法性瑕疵，但从法律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项制度实践可被视为一种“超越西方传统范式的规制创新”，社会信用体系将“平台资本主义要素与社会主义制度传统结合在一起”，策略性整合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市场二元分离视角，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与政府监管效率，进而实现行政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