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研究︱于漫王佳祺：博尔赫斯多元创作中的“东方元素”探析(4)

二 博尔赫斯与东方文化的渊源
博尔赫斯一直对中国非常向往，他曾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博尔赫斯终其一生希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虽然这个愿望最终没实现，但他以文学的方式，建立起与中国文学独特的关联。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在关注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博尔赫斯本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管是他作品中直接出现的中国人物和形象，还是中国民间故事在他笔下的重新演绎，或是对中国经典哲学作品的解读……他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从孩童时期开始，博尔赫斯就在国立图书馆大量阅读各国的文学作品，其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很显然，博尔赫斯阅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传说，例如不同译本的《红楼梦》《水浒传》《诗经》《聊斋志异》等，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寻到一些痕迹。另外，博尔赫斯还曾读过赫伯特·艾伦·翟理斯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显然，他对《易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书的最初了解一部分来自这部作品。
在哲学作品领域，16岁那年，通过阅读叔本华的作品，博尔赫斯了解到了佛教、印度教和道教。几年后，多伊森的《哲学通史》让他进一步了解了东方古老的哲学思想，他对中国哲学的感情正如他在与费拉里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
一切可能的哲学思想，从唯物主义到极端的理想主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印度人和中国人思考得出的，但是由于人们思考的方式不同，所以此后我们还一直致力于重新思考在印度和中国已经思考过的问题。因此，我对印度，尤其是中国的哲学抱有最大的敬意与热爱。
带着这份敬意与热爱，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哲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道德经》《易经》《庄子》等作品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读了冯友兰所著的英文版《中国哲学简史》，接触了“易经六十四卦”，知晓“阴”“阳”之说，这都深刻地体现出了他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知与理解，以及他对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浓厚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博尔赫斯对遥远的异域东方文化理解并非完全准确，同时也并不完全客观。例如，他在《长城和书》中对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的过分解读，就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当然，这首先与语言的障碍有关，文字在经过多次转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被译者添加了个性化的解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博尔赫斯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和理解，更多是基于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因此他会选择性地关注吸收他更为感兴趣，即更符合自身文学思想的部分。例如，《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博尔赫斯对它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小说中现实与梦境的关系，他在编译《聊斋志异选》时，曾收录《红楼梦》中“贾宝玉游太虚幻境”和“贾瑞照风月宝鉴”两节。这两个章节显然不是《红楼梦》丰富内涵的核心，他对这两部分的青睐很大程度上与自己对魔幻文学的关注与思考存在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