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去山形纪录片节的路(10)

小川绅介先生和我的交谈焦点逐渐走向“纪录片是一种精神”，这也是影响我以后30年纪录片道路的源头——
小川专门安排了一天时间，访问我中国纪录片状况，他的妻子白石洋子在一旁拍照片和录音。访问的目的，小川是要了解整个亚洲的纪录片现状，那时他把很多精力放在推动亚洲纪录片的发展上。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知道的，我并不是第一个被邀请到他的工作室里的纪录片人，之前就有菲律宾、韩国、泰国、台湾的年轻纪录片人在小川这里以各种方式非正式地“进修”过。那时小川谈得最多的是，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个别电影人的事，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力量……
1991年8月，在东京小川绅介工作室待着的那段时间，看到小川绅介60年代末至70年代拍摄的三里塚农民抗争成田机场修建的纪录片系列“三里塚”，是视觉和内心被巨大冲击；小川绅介谈到的纪录片“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让我感悟到一个“伟大的创作者”视线不只是停留在“作品与获奖”，还应该投向更远更广阔。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人几十年的纪录片与体验心得传输、包括升华到“记录精神可以集合起更多改变现实与社会的力量”，形象地转化为双膝跪在地上做肩扛摄影机拍摄的小川绅介身上。一个已经属于历史级别的日本前辈，在一个中国来的稀里糊涂拍了一部自己都不知道是纪录片的菜鸟面前，他跪在地上演示着“镜头和被拍摄者保持同一水平”。这个画面永久定格在我脑子里，什么时候想起小川绅介我脑子里跳出的就是这个画面。对我来说，“纪录片作为一种精神”，这个画面就是无可替代的最佳注释。
回忆起来，1991年8月，在东京小川绅介工作室那段时间，细节潮水一样涌来——
矢野和之先生，我第一天去小川绅介工作室前先见到他，他在东京环城轻轨山手线一个车站和我与李樱碰头，引路带去小川绅介工作室。以后我和小川谈话他也好几次在场，抽烟，话极少。有一种人，在众人场合中存在如空气一样，我在日本第一次感觉到有这类人，他们属于“大家的需要”但绝不过分显示自己，默默注视和伴随。矢野属于这种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山形影展总监，也是我去山形的路上交往最多的人之一。
伏屋博熊先生，小川绅介电影制作所制片人，事实上的大管家，鞍前马后不停忙活，他也是山形影展“亚洲新浪潮”（亚洲单元）操作人，该单元也是来自中国“没被审查”“没有厂标”片子的通道和出口。尤其是1993年第三届山形影展，藤岗朝子参与操作“亚洲新浪潮”后，每一届都少不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并且越来越多。如果山形影展位居世界所有电影节“推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首的话，“亚洲新浪潮”就是始发站。我九十年代拍的四部片子都在“亚洲新浪潮”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