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论文|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13)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因历史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起源和变迁，他们在把眼光投向过去时并不是漫无目的或无所限制的，多数情况下会聚焦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前后的若干个世纪，而不再继续向历史更深处回溯。读者很容易想到一些反例，例如韦伯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研究、艾森斯塔特对帝国政治体系的研究、曼对农业社会权力结构的研究等。但问题在于，他们考察现代性降临之前的历史时期，并不是为了深入理解这些社会本身，而是将其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或参照物，最终目的仍是为了解答现代社会的疑问。韦伯研究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是为了佐证理性化和资本主义为何出现，而且仅仅出现于新教欧洲。艾森斯塔特对历史上的官僚帝国感兴趣，是因为它介于缺乏分化的传统社会和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之间，具有社会“有限分化”和政治“有限自主性”的特征。曼撰写的农业社会权力史，则可以视为他对现代工业社会展开全景式剖析（在卷帙浩繁的整套著作中占据了四分之三的篇幅）的前奏和参照。
社会史家则不然，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过去这个异邦，无论它和现时代距离多么遥远、存在多少异同。进入社会史家视野的，可以是和现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工人阶级之形成（E.P.Thompson），可以是近代早期的家庭、性别和婚姻（Lawrence Stone），可以是漫长的欧洲中世纪（Marc Bloch），还可以是七百年前的一个无名小村庄（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社会史家的笔下，研究对象不是客体性、工具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不仅社会、群体、个人，甚至一种心性（mentality）、一片水域（例如地中海），也都拥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强大的生命”。
四
历史学发展至今，出现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形形色色的分支学科，它们既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领域，也可以视为不同的研究路径/方法。作为研究对象，政治史侧重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经济史侧重经济制度和供需关系，社会史侧重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社会生活，文化史侧重思想观念和文化教育，各有自己的领地，相互独立而且界限分明。而作为研究历史的不同路径（或者更正式地称作“范式”），政治史通常意味着权力、支配和反抗视角，经济史意味着生产、分配和利益视角，社会史意味着结构、关系和下层视角，文化史意味着观念、象征和意义视角。这样一来，不同的史学分支便不再以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相区分，也不再相互隔绝、壁垒森严，而是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同一时代乃至同一现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探究。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历程，的确呈现出一个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区别于以精英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史）的范式转移，但这种转移并非一种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只是学术舞台上的主角发生了变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