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论文|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12)

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这种复调的、绵延的历史时间是非常陌生甚至难以想象的。在他们看来，社会时间仅仅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维度，是可以“剪裁、拖延和调动”的。在古尔维奇所建构的社会大厦中，社会结构位于最深层，然后是社会交往层次、社会集团层次，时间不过是附在脚手架上的最表层。二者间的差别，绝不是通常所说的“共时性分析”（synchronic analysis）和“历时性分析”（diachronic analysis）所能涵盖的。
总之，历史社会学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时代而将目光投向过去，社会史家则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要把理解过去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历史/时间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是一种透视镜，对于社会史家来说则是其学术活动的目的地。历史社会学家往往有一种以今视古的倾向，他们凭借概念和理论工具获得了一种对历史的宏观洞察力（有时候这种洞察力会惊人地准确和通透），却终究是历史的局外人，并不打算穿梭时光进入过去的时代。他们在解读史料时通常也只看到与现代性相关（促进或阻碍、一致或对立）的那些因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现象。社会史家则需要一种设身处地的移情（sympathy）能力，让自己回到历史时代、历史场景去熟悉那里的人和事，不仅要有出乎其外的判断力，更要有入乎其内的感受力，从历史材料中发现真正属于那个时代（而不是或不仅是当下时代）的问题并努力寻找答案。
一个优秀的社会史家不仅需要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素质，而且离不开人类学家融入和理解异文化的能力。英国作家哈特利（L.P.Hartley）曾说，过去是一个异邦（foreign country），在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我们全然不同；另一位英国作家亚当斯（Douglas Adams）则说，过去的确是一个异邦，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像我们一样。面对“过去”这个时间维度上的异邦，无论它和我们自己的时代有多少相似和差异，历史社会学家往往采用“陌生化”和俯瞰的视角，社会史家则倾向于采用“在地化”和近观的视角。
如果说历史学家在概括、解释和模式化方面稍逊一筹，社会学家最大的危险则在于脱离时空和以论代史。拉赫曼承认，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创立者们试图阐述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结果“轻视甚而忽视了近代之前发生的大部分世界史实”。他们先敲定将哪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提出自己的“元理论”和基本概念，然后对历史学家的著作断章取义，用演绎的方法从中提炼出有关社会变革的广义论点。正是由于社会学理论的“飘忽无根基”，才使得“韦伯和涂尔干及其理论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微乎其微”。霍布斯鲍姆则用嘲讽的语气写道，“只要出现一个蒂利，同时间就会冒出好几打的罗斯托（Walt Rostow）出来”。在他看来，前者代表了“投入我们历史学的阵容，并且获得了我们的尊敬”的社会科学家，后者则是“用相当粗糙而机械的概念与模式来研究历史”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