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与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5)

在写作《第二性》时期，人们提起波伏瓦时几乎同时也会提及萨特（尽管反之并不亦然）。他们是一对光芒四射充满魅力的情侣，在巴黎的知识界享有盛誉，也受到美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这时候她已经出版了《不速之客》和一本篇幅不长的哲学作品《模糊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Ambiguity）；萨特则已经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在这本书中，萨特首次勾勒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此外还有戏剧《间隔》以及《恶心》这本小说。在对两人的新闻报道中，萨特是哲学天才，而她则是忠心耿耿的学徒，将他的思想大众化。这种公共形象有其真实性，也有性别偏见所致的部分；然而波伏娃自己也或多或少对这种看法表示过认可，这一点让信奉女性主义的崇拜者困惑。在其回忆录以及《第二性》出版后的许多采访中她都表示，萨特才是哲学天才，自己并非是个真正的哲学家，而是个小说家。

波伏瓦和萨特1970年在巴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人的通信和日记都相继在他们离世后被出版，人们逐渐意识到，或许波伏瓦对萨特思想的影响比她自己所说，也比别人认为的要大。学者们不解，波伏瓦为何在自己广受欢迎的回忆录中放弃自己的志向，并且淡化自己对萨特的影响。柯克帕特里克在《成为波伏瓦》中深入发掘了波伏瓦的日记与回忆录之间的差异，为她的自我贬抑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虽然她年轻时将作家视为职业，但是她缺乏信心……被大众所接受并流传后世的两人关系的样子反映的正是萨特的自信和她的自我怀疑。”
玛格丽特·A·西蒙斯则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她是波伏瓦日记英语译本的联合编辑，这套书最新的一卷，“Diary of a Philosophy Student, Volume 2, 1928-29”最近已经问世。西蒙斯认为，波伏瓦对自己志向和影响的淡化处理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牺牲，其目的在于保护《第二性》这份遗产。她并不想让读者认为自己是出于酸楚和失败感才写作了这本书；而许多批评者在谈到这本书时，立刻就会联想到所谓的女性怨恨。
波伏瓦于1946至1949年之间完成了《第二性》的研究和写作。最初她并不准备写一本大部头的论文，而是写一本自传体式的散文，主题讨论的是，对她来说作为一位女性意味着什么。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并未将女性在法律和社会上处于更低下的地位视作问题。她的朋友奥德利回忆说，她近乎疯狂地坚信自己的生活同萨特一样自由。不过，即使如此，她还是逐渐意识到，两人的自由的方式是不同的，或者说感觉起来有所差异。萨特在尚未写出第一部作品，仅仅做着教师工作的时期，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相反，波伏瓦则因为有一份教职便“高兴得头晕目眩”。“对他来说，通过资格考试并且取得教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她后来写道，然而“在我看来，我是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并非只是在承受命运。在萨特看来摧毁了他的自由的职业生涯，于我而言依旧是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