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与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9)

这本书中的许多章节都首先发表在波伏瓦和萨特共同编辑的期刊《现代》上。那几期的刊物都被抢购一空。波伏瓦收到了各种赞扬信，大多数都是女性读者所写，当然也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派排山倒海的批评。《费加罗》的一位专栏作家对这本书的归纳是，“女性被贬低到他者的层面，在自己的弱者情结中恼怒不堪。”【托瑞尔·默瓦（Toril Moi）在《西蒙尼·德·波伏瓦：制造一位知识分子女性》中曾经指出，当时的人们对《第二性》的批评带有尤其强烈的讽刺】。《精神报》的一位作者批评这本书的“怨恨基调”，柯克帕特里克还提到，哲学家让·圭顿（Jean Guitton）认为这本书“字里行间都传达着‘作者悲惨生活’的痛苦”。
1949年，波伏瓦的情人尼尔森·艾尔格伦（Nelson Algren）到巴黎去看她，期间他惊奇地发现发现，人们开始对坐在咖啡馆中的波伏瓦侧目而视、指指点点，而且显然并非出于善意。“你有了一群最佳敌人”，他对她说。波伏瓦在回忆时也曾经谈到，自己还收到了许多威胁信：
我收到各种来信，署名的或者不署名的，其中有警句，有赞美诗，有讽刺诗，有诅咒，也有劝诫之词……人们向我表示，愿意帮我治愈自己的性冷淡，缓和我阴唇的欲望；他们用最下流的话许诺要给我启示。
再礼貌的描述也无法掩盖这种行为粗俗骚扰的本质。
《第二性》问世的二十多年以后，一场女性政治运动发生了。对当时许多年轻的积极分子来说，这本书和波伏瓦本人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不过，法国激进女性解放团体MLF依旧在1970年邀请波伏瓦加入到自己的运动中来。她答应了邀请。

1971年的巴黎，妇女解放游行。“过去二十年，法国女性的境况并未真正得到改变”，她在采访中表示。“即使是法国的左翼和革命团体组织中，我曾经以为属于必然之物的平等浪潮也并未抵达。女性永远都从事着最为低等无聊的工作，在幕后进行服务，而男性则永远站在台前。”尽管她依旧并不相信存在着本质的女性特质使女性有别于男性，但是她确实认为，女性，无论其本质究竟如何，都需要为了自己而组织起来。光有分析远远不够；波伏瓦现在发出了号召：“不要去赌未来，事不宜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