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魏书》会高度推崇孝文帝？|胡胜源(7)

高欢到信都在普泰元年（531）二月，就在此月尔朱氏废元晔改立节闵帝，封高欢为渤海王，四月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到六月高欢才在信都举兵，仍未“显背尔朱氏”。而在李元忠、高乾平殷州后，高欢还“抗表罪状尔朱氏”，也就是说即便高欢已然“举义”，却仍是节闵帝之臣；而节闵帝乃尔朱氏拥立，高欢要讨伐尔朱氏，就必须切断与节闵帝的君臣关系，这便是孙腾“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建言的背景。但高欢对此议仍“疑之”，孙腾再三固请后，才立元朗为帝，孙腾献策在普泰元年八月，元朗之立在同年十月壬寅，高欢在拥立新君时的犹豫挣扎，亦可想见。
高欢为何迟迟未能下定拥立新君的决心呢？如前述，尔朱荣在立孝庄帝前铸孝文帝及其兄弟子孙铜像，而尔朱世隆等会拥节闵帝亦因他为“高祖（孝文帝）犹子，又在茂亲”，也就是说，献文帝子孙乃帝室正统，而从往后高欢以“高祖（孝文帝）不可无后”立时年二十二岁的孝武帝，可知孝文帝子孙乃是其中最华贵者。元朗为景穆太子之后，与孝庄帝、节闵帝同一高祖，仅为五服，关系已疏；与孝明帝关系更出五服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高欢已立新帝，亲信对此却仍有不同看法。段韶是高欢妻娄昭君姊子，广阿战前，高欢为“彼众我寡”担忧时，段韶云：“王躬昭德义，除君侧之恶，何往而不克哉？”这里的“君”指的并非元朗，而是节闵帝。高欢继之曰：“吾虽以顺讨逆，奉辞伐罪，弱小在强大之间，恐无天命，卿不闻之也。”并未否认段韶所言，可知高欢原欲借“清君侧”之名举兵，孙腾拥立新君的建议与之相违，高欢多日不决当与此有关。
北魏末以“清君侧”或故主报仇之名“举义”，高欢并非第一人。尔朱荣就与元天穆、贺拔岳常密谋“电赴京师，内除君侧，外清逆乱”。高欢亦劝尔朱荣：“以明公（尔朱荣）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但孝明帝被郑俨等人所杀，尔朱荣无法再以“清君侧”为名起事，转以为孝明帝复仇之“大义”，另拥时年二十二岁的孝庄帝即位，此举让朝臣“相率，有司奉玺绂，备法驾，奉迎于河梁”。连胡太后也在此前落发为尼，尔朱荣声讨的郑俨、徐纥则逃归乡里。可知，拥戴“天人所归”的孝庄帝为君，正是尔朱荣成功的关键。
上述事件，高欢皆亲身经历，更是鼓励尔朱荣“清帝侧”的众人之一，但因权立元朗而未能以“清君侧”标榜，便更高举为孝庄帝报仇的“大义”。这与尔朱荣所为完全一致，《孝武帝即位大赦诏》所言“胡羯乘机，肆其昏虐，杀君（孝庄帝）害王，刳剔海内。竞其吞噬之意，不识醉饱之心。自书契以来，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勃海王（高欢）忠存本朝，精贯白日，爰举义旗，志雪国耻”与《孝庄帝即位大赦诏》所说“孝明皇帝大情冲顺，深存隐忍，奄弃万国，众用疑焉。苟求胡出，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体。太原王（尔朱）荣，世抱忠孝，功格古今，赴义晋阳，大会河洛”主旨相同，即是明证。可知高欢乃重走尔朱荣霸业之路，故他“弱小在强大之间，恐无天命”之言，实是担心所立“疏远”的元朗，无法“顺民心”，会是击败尔朱氏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