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身”影像：哈佛感官民族志实验室的纪录片尝试(4)

回到我在开篇提出的问题，这群哈佛的影像人类学家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实验室去进行“化身”影像的纪录片尝试？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进行此番影像实验的决心首先来自于对感官经验在人类跨文化交流中作用的肯定，并认为镜头语言并非只能停留在光学的记录，当它带有触觉倾向后，便有可能作为一种“化身”的形式极大的调动人们沉睡的感官经验，进而能促使观众在跨文化感知上产生主动的交融与共鸣。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他们对于以阐释“他者”文化为己任的传统民族志影像的反对，他们不信任预设的命题和结构性解释在民族志纪录片中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是影像人类学发展的瓶颈阶段，相比于文化人类学家在优秀的民族志写作中通过整理田野观察而凝练对于文化充满思辨纵深的创造性认识，影像民族志更多的被认定为是文化行为或者人文景观的档案，时常显得枯燥且缺乏深度，只被当做解释一种文化的辅助性材料。当时的人类学界对于影像民族志的价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人类学家Kirsten Hastrup声称影像民族志只能为文化场景中发生了什么提供一个基本的说明和证明，无力传达文化背后的深刻含义 (Anthropological Visions, 1992)。而人类学家Maurice Bloch甚至认为观看民族志纪录片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它们根本上语义不详（Iconophobia，1996）。1996年，卢西安·泰勒特意发表了一篇名为《视觉恐惧症Iconophobia》的论文去抨击那些文化人类学家的傲慢。但他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影像民族志必须尝试打破教条主义，而对于感官和人类情感的现象学式探索正是他眼中走出瓶颈的路径。
“如果（民族志）电影根本不试图说话会怎么样？如果电影不仅构成关于世界的讨论，而且代表了对于世界的感知又会怎样？如果电影不是为了说话而是为了呈现会怎么样？如果一部电影不仅试图描述更是试图去描绘又会怎么样？那么，如果它不仅提供“简短描述”，而且还提供“深刻而丰富的描绘”，那又会怎么样？”（Iconophobia，1996）
——卢西安·泰勒
2006年，卢西安·泰勒在哈佛成立了感官民族志实验室去践行他理想中的纪实影像，将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影像思考从智性回归到肉身的直接体验。为了实现肉身体验的影像传达，泰勒和他们的学生们尝试将镜头语言触觉化，去探索“化身”影像的可能性。为了压抑观众进行文本化解读的可能性，他们同时将叙事和解释性语言从纪实影像中剥离。经历六年的摸索，2012年《利维坦》（导演：卢西安·泰勒，维瑞娜·帕拉韦尔）推出后，这个历经十余年沉淀的民族志影像实验最终震惊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