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

在由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若从现代国家成长的道路来看，既不是普遍主义的凯旋，亦非特殊主义的再生，而是用普遍性的眼光去审视特殊性，立足于特殊性的立场以汇通普遍性。考察王韬、李大钊、毛泽东对建构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探讨，不难发现，“何以安民”始终是他们的注意力所在，“民惟邦本”是历史给定的思考国家根本性议程的约束性条件。历史最终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与先儒习惯内视“三代以上之遗意”的乌托邦式臆想相比，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与西方专注于控制权力的宪制思维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区隔。从“民惟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既有历史的赓续，更有后世的创制。

作者 / 闾小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原载 /《文史哲》2020年第2期，第5-20页
中国在由“天下”到“万国”之一、由王朝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若从现代国家成长的过程或结果来看，既不是普遍主义的凯旋，亦非特殊主义的再生，而是在古今、中西的调适与汇通中形成的具有中国文化底色又选择性地兼容西方元素的政治制度。考察晚清以来知识精英探讨与设置国家根本性议程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从王韬的《重民》到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何以安民”始终是其注意力所在，“民惟邦本”成了历史给定的思考国家根本性议程的约束性条件。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当家作主”，从王权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安民之道赓续日新。
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宪政”抑或“根本性议程”
孔飞力在探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使用的核心概念是constitutional agenda，中文版译者将其意译为“根本性议程”。译者认为，作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但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