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5)

二、何以安民：
传统中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力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农耕社会，水患干旱、虫害瘟疫等天灾频发，粮食的低产量及高度不确定性时常威胁到众民的生存；若加之人祸，则极易诱发众民揭竿而起。故而，“何以安民”较之其他古典文明尤为重要，也更为艰巨。轴心时代，希腊人“在寻找知识以及建立求知的方法学”，“中国人的关怀是为了安排人间的安宁和相应的社会秩序，以求取人类的福祉”。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念兹在兹的“民惟邦本”其实就是为了安民。如此，古代思想家虽有流派之异，思想脉络有断代之别，但民本→安民思想实是一个超越流派与时代的最具公约性的学说。
古典时期，民本→安民思想并无严格的学术边界，围绕“民”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爱民说，诸如“利民”“恤民”“保民”“惠民”“裕民”等；二是驭民说，亦可称为尊君说，诸如“使民”“畜民”“驭民”“弱民”“愚民”等。其实，驭民说与元典意义上的“民惟邦本”并不相悖。因为民不安，则本不固、邦不宁。爱民说强调民的存在具有终极意义，驭民说则是要维护君王的权威，皆为王者的统治技法。前者多为儒家的应然诉求，后者常被视为法家的操作技法。从治国安邦的角度观之，儒法貌似形相异，其实神相近，皆为统治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皆信奉“保民而王”“本固邦宁”。在传统政治论述中，爱民与尊君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存在“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的张力”，“如果某个传统国家在它的时代保持了长盛不衰，那么，它的活力或许来自于对这种张力的宽容，而这种张力的丧失则标志着官僚君主制之死亡的到来”。
儒法对治国的注意力虽然不同，但均期成“天下大治”。然而，经验与常识提醒人们，暴政的出现是难免的，故而中国文化除了推崇从属性的生活伦理（纲常）之外，还有一种不服从的政治传统：表现在生活常识上即“水能覆舟”，上升到学理上就是“本固邦宁”，还有历史记忆中的“汤武革命”。凡此，不仅汇成了生生不息的抗议（不服从）传统和替天行道的政治救世主义情怀，而且构成了安民之道的应有之义。
爱民说与驭民说，讨论的是经典的政治学命题，即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爱民”近似于麦迪逊讲的“要强制政府控制自己”，否则水能覆舟，这也是一种强制力；而“驭民”就是“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否则难以维持起码的公共秩序。但中西政治思维分殊演进，破解难题的路径大不相同。西方人把注意力放在分权制衡上，故常用“强制”“控制”这类法律用语；中国人把注意力放在君对民的仁爱上，推崇高尚的政治德性或行政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