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6)

安民说的理想境界是清静无为，轻徭薄赋次之，而横征暴敛则是对民本思想的背离。历史上少数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无节制地开疆拓土，但这并非是帝制中国鲜明而恒久的性格。换言之，王朝时期大多奉行守成主义，而发展主义不是君主或儒生渴望的施政目标，这是“一个官僚国家行政上天然的惰性”。其原因有二：一是弱竞争的天下观。自“大一统”的秦汉体制夯实后，“国家群”的观念逐渐被淡忘。从文明论的角度观之，天朝人从来不会心悦诚服地承认存在一个与其并列的“他者”，偶尔出现的中原政权易主，不过是天下主义运行过程中一曲短暂而不幸的悲剧，很难动摇国人对宗藩体制的执迷。二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因地理环境的缘故，帝制中国以农耕为主，安土重迁，重农抑商，修筑隔离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万里长城也反映了农耕社会的守成性格。
民惟邦本，天下为公，不只是古典时期文人论政时最具公约性的命题，也是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诉求。“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传统中国对“以民为本”的追求虽不能达到“天下为公”，但在一定程度上可延缓暴政或避免其成为常态。如此，民本思想或许是一项最为重要的“中国自己的条件”。
三、为什么选择王韬、李大钊和毛泽东
受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及先赋自然环境的制约，古典时期人文论政多围绕民本→安民这一议题展开，但认知水平几乎难以超越“轴心时代”所达到的高度，这也使得思想没有增量，制度难以更张，帝制中国“成为非历史的历史”。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不同文明交往半径的扩大以及知识的更新，为不同时空的智者对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思考增加了相互借鉴的参照体。对西方而言，启蒙运动初期传教士从中国带回西方的汉学，为西方走出中世纪提供了革新的思想资源。对中国人来说，“泰西”的出现及作为被承认的“他者”是晚近的事，历史的中国时刻由此重新开启，中国人思考国家根本性议程的眼界随之拓宽。
对传统的民本→安民思想的突破始于近代。鸦片战争时期，林、魏的“开眼看世界”，固然是注意力的转移，但非将注意力立刻聚焦到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更张上来，他们眼中的“夷之长技”与根本性议程无关。中国人对根本性议程的重置到底始于何时、何人？这一发问难免有历史断裂论之嫌。如果说深刻反思国家的根本性议程最早发生在“口岸知识分子”身上恐无大谬，而王韬（1828—1897）无疑是这一群体中之翘楚或先行者之一。他依据“中国自己的条件”提出的“重民”说（以“君民共主”取代“君之主”），是对民本→安民思想的历史性突破，这一主张成了日后知识精英的执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