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8)

王韬生活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所谓“变局”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列国争雄，华夏由天朝上国降格为“万国”之一，颠覆了数千年的朝贡体制；二是列强奉行竞争主义、殖民主义，诸强科技发明叠出，工商业发达，船坚炮利，弱肉强食已成定势。凡此，对身处这一时代的知识精英来说如同发现了另外一个星球，而中国尚处在一个被支配的星球上。
承认存在一个领先于自己的他者，使得中国首次有了一个师法的目标。既然“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如何建“奇业”？对李鸿章一代践行洋务的行动主义者来说，以练兵、制器为重点，大体上奉行缺啥补啥的策略。洋务派迈出这一大步，并坚持走下去，实属不易。但是，面对大变局，以天下为己任的体制外或体制边缘的知识精英并不满足于这种“裱糊匠”的立国兴邦方略，他们对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追问非常执著。传统文人的这一习性根源于科举体制的内在矛盾。
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担任职官或不担任职官的文人，尽管都有着“文人”的共同身份，但他们实际上所掌握的权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当某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时，他或许可以用一种道貌岸然或吹毛求疵的方式，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为某一个腐败或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服务。然而，当国家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势那样受到外来侵略或内部叛乱的威胁时，文人们再要袖手旁观的话就困难得多了。
王韬就是一个不肯“袖手旁观”的人。他不仅继承了传统文人放怀今古的习性，更有新式文人旷观中西的冲动。王韬出生在临近上海的苏州府，1845年考取秀才，后因乡试不第渐弃举业，在乡间以设馆授徒为生，这是传统社会举业受挫者常见的生存方式，但其后的人生轨迹则是非典型的。1848年他来到上海，供职于传教士开办的译书机构——墨海书馆，1854年还受洗基督教徒，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事发，潜逃香港，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儒家经典。1867年12月随理雅各赴英国爱丁堡继续翻译事务，中途参访法国，1870年春返回香港。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1879年东游日本，1884年以后定居沪上。王韬是一位典型的游走于条约口岸的文人，他有机会阅读西学，体察异邦；对英、法、日等国的实地考察为他思考中国的根本性议程提供了同时代的官绅所不具有的经验性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