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10)

下篇着重讨论“善用其民”的选项：弃独治，行共治。西方国家根本性议程之设置有三种模式：一是君主之国，如俄、土，其尊号为恩伯腊（Emperor）；二是民主之国，如法、美，其尊号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三是君民共主之国，如英、西，其尊号为京（King）。三种政体的差异在于施政模式不同。
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心有余悸的王韬或许是为了迁就中国人的思维与价值偏好，对三种政体的描述刻意表象化，甚至肤浅，但在评价三种政体时审慎务实，这与他长期受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不无关联。该传统的源头当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王韬对三种政体作了如下比较：“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尧、舜只是神话般的传说。秦汉以降，历朝历代距离尧、舜时代那种“君与民近”情状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应该舍弃的选项。“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民主制不仅对法律的要求极高，还要求公民具有美德，否则“心志难专一”，易滋生社会动荡。他对民主制的评判已触及到了现代政治学中的“民主条件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君民共主不仅可达到君民平衡，亦符合中国人信奉的“允执厥中”法则。
秦汉以降，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文人言政，动辄拿“三代”说事，结果无不“念天地之悠悠”，“三代以上之遗意”几乎成了一种宗教式的“来世说”。王韬论政当然无出其右，但他更注重横看历史，在中西、横竖中探寻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的实践性方案。
《重民》对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思考已摆脱了回到“三代”找答案的老套路。“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今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则是非曲直之公，昭然无所蒙蔽，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窃以为治国之道，此则犹近于古也。”“近于古”，绝非回到古，而是为借鉴英国根本性议程之设置找一个国人难以拒绝的理由。此时，若要求王韬纵论洛克所倡导的政府的统治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思想当然不现实，但他对西政的评介已触及分权制衡体制，且明确支持开放政治参与，将重民落实在君民共主与君民互动的制度安排之中。在王韬那里，君民共治的政治愿景已赋予古老的民本思想以现代政治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