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11)

王韬的重民思想是寻求大变局时代的安民之道。他的重民说为同时代的洋务思想家及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学子所追捧，且越来越“脱中入欧”。到了康、梁时代，这一议题便急速升温。从庚子事变到乙巳废科举，政治之宽松、社会之开放、思想之活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自1906年9月清廷宣示预备立宪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其实是依循普遍主义法则急速推进国家根本性议程之解决的时期。其间，一位热心政治的年轻人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国家根本性议程之解决的各种实践方案上。
五、李大钊的民彝思想
《民彝与政治》发表于1916年5月。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其代议制及其价值观正经受拷问；在日本，大正年间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在兴起；中国，正由民国五年逆转为洪宪元年，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李大钊生于距离京津200公里左右的乐亭县，1905年通过县试与府试。同年影响他人生抉择的不只是废科举。“吴樾在东车站放炸弹，要把五大臣炸死。他的意思是阻止前清的假立宪。霹雳一声炸弹响，那革命历史就开始了。孙中山在海外组织同盟会，作革命的运动。同时，母校也随着这声炸弹响，产生下来。”
母校，即位于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该校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定制，学制六年，以培养国家亟需的政法人才。1907年，李大钊考入该校，学习英语和日语。其间国家经历了从“君主”到“君民共主”再到“民主共和”的急速跃升，这既非王韬之所愿，也出乎梁启超的意料。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制“不无流弊”。李大钊对新生的共和体制本来心存期待，但随之而至的乱象令其极度失望。“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所谓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
对比革命前后的情状，李大钊虽有“大哀”之悲叹，但绝非是一个康有为式的共和“平议”者，亦未堕入颓唐迷茫之列。1913年，他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在京、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岗位并不难，然有志于探寻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受进步党首领汤化龙相助选择留学，年底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留日三年，他研读了大量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民族危机与国体危机交织加深之际，其弘毅而任重的“豪杰”气质格外彰显。“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聪颖优秀者，悉数且甚寥寥，国或不亡，命脉所系，即在于是。”“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