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9)

王韬一生论著甚丰，主题则是围绕中国如何因应“变局”，而对根本性议程的思考集中于《重民》。该文收入1883年在香港出版的《弢园文录外编》，其中多数文章已在《循环日报》或香港及内地报刊上发表过，但《重民》不在其中，这一点耐人寻味。
重民，何以成为国家的根本性议程？从组词来看，重民是动宾结构。如前所述，古人围绕民的论述常用动宾结构，在积极意义上的用法大都是将民作为关爱的对象。“重民”一词未必是王韬的首创，但他是最早使用这一概念并将其置于国家的根本性议程中去思考的近代思想家。《重民》中“国”字出现了42次，提到的国家多达12个（英、俄、奥、普、土、法、瑞、美、意、西、葡、丹）。显然，王韬对民的思考已不再是过往儒士的爱民主义，在认知上已经突破了宗法式的子民说。他将民与现代国家之建构联系到一起，从而奠定了其探讨现代国家建构之先行者的历史地位。
《重民》分上中下三篇，三千八百余字。上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提出民之多寡与国之强弱之间的非对应性。“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就人口的数量来说，从夏禹时代的一千多万增至咸同年间的3亿人，“泰西诸邦，安能及其什一哉”？然而，“泰西之民，内则御侮，外则宣威，越数万里而至中国，率意逞臆而行，莫敢谁何”？“西国民寡而如此，中国民众而如彼，岂真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欤？是盖在不善自用其民也。”如此，国之强弱主要不在于民之众寡，而在于是否善用及如何善用其民。“善用其民者，首有以作民之气，次有以结民之心。其气可静而不可动，敌忾同仇，忠义奋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其心可存而不可亡，在城守城，在野守野，虽至援绝矢穷，终不敢贰。”王韬通过对他者的观察发现，对中国之民来说，帝力与我何有哉？而泰西之民“勇于公战”，民气强，民心固。
王韬之问，触及到了国家的根本性议程：何以“善用其民”。
中篇阐述善用其民的着力点在得民心。“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他警告“上者”（政府）“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其实，上述文字表达的思想在前贤（如贾谊、黄宗羲）那里并不鲜见，但此言出自一个在香港、巴黎、爱丁堡、东京等都市有过三十余年生活体验的人之口，与其说是拾前人之牙慧，不如说是基于对他者考察的心得。他者的善政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国家与社会互通、互信。“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必先期告民”是英国的实态，而“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臆想，英国的情形则使臆想变成了实态，不仅可欲，而且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