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7)

康、梁等不只是坐而论道，而且将王韬温和的主张学理化、纲领化，为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动了一场短暂而悲壮的戊戌变法。继起的孙中山致力于发动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政体革命，将国家根本性议程纳入共和宪政的轨道。从康、梁到孙中山，更多的是从普遍性的角度去思考世界，并将中国放在其中，constitutional agenda成了建政时刻（从维新到革命）的核心议题。他们追求的其实是一条福山式的普遍主义道路，行动的依据未必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条件”。正当人们庆幸国家根本性议程已得到解决的时候，“宋教仁案”的发生预告共和体制面临不可逆的危机，背后的机理正是“中国自己的条件”在发力，这令普遍主义者进退失据，知识精英不禁要追问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1916年，李大钊（1889—1927）提出“再造中国”，厚植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民彝”，将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注意力再次拉回到“民”上。但李大钊追求的既不是康梁的君主立宪制，也不是孙中山心仪的共和宪政，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条件”来再造中国。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创造历史的民彝必须兼容现代性。李大钊并非拒绝普遍主义，而是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找汇通普遍性的思想基因。
毛泽东（1893—1976）承接了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号召“民众的大联合”，通过革命型政党的政治动员，唤醒民众，提升民众的主体意识。19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宣示了一个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方案：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分区域、分层级组织起来，由人民来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地区乃至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是一个既不同于苏俄也有别于英美，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条件”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本土方案。
他们对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思考，在思想上的接续性主要表现在围绕“民”而展开，在汲取传统的民本→安民思想的基础上，接棒式地进行思想与制度的探索。这一判断集中体现在三人探讨建国立政的代表性论著中。当然，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探讨并非单线式进行，执著于普遍主义的“双重控制”的宪法主义者与议会主义者也不乏其人，但将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注意力放在“何以安民”上当是其中的一条主线，且最终胜出。
四、王韬的重民思想
1883年，《重民》面世。至此，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自强运动已开展了二十余年，较之过往，中国社会已增加了不少西方元素，舆论有“同光中兴”之赞誉。但对王韬来说，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并未得到解决，这是他的注意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