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12)

1916年5月初，李大钊“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所谓“再造中国”，就是国家根本性议程之处置已经失败，亟需寻找替代性路径或方案。他归国之前写成以“再造中国”为议题的《民彝与政治》，该文一万五千余字，是一篇精思深虑、写作规范的政治学论文。
“民彝”一词见于《尚书》，并非如迈斯纳所言是李大钊“自编的一个术语”，但秦汉以降该词并不是儒士所乐道的一个词汇。民初，来自日本的新词语风行天下，一个受日式教育多年的年轻学人，为什么要重拾一个几乎被时代所遗忘的死词呢？
彝是青铜器中祭器的统称，亦称彝器、宗彝。在华夏文明的初始阶段，彝器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超凡的象征意义。“古者宗法社会时代，即祭即政。盖政莫始于宗庙，地莫严于宗庙，器亦莫重于宗彝也。”“古之灭人国者，迁其重器，此名与器所由不可以假人也。”可见，彝之于国，如同命脉。
李大钊用训诂学来诠释“彝”的三层意涵。一训器：“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二训常：“彝伦者，伦常也。”三训法：“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概而言之，民彝是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的统一。“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彝既是一种法则、天道，也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懿德，李大钊疏证民彝之意涵，既不是炫耀训诂学的功力，亦非重蹈前辈的西学中源之说，而是要找到一个可以汇通中西古今、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抓手。
“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这一论断一方面用来解释现实，袁世凯盗劫民彝，“终当听命于民彝而伏诛于其前”；另一方面，为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设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从民彝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后者是最终被控变量（ultimately controlled variable）。“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苟能得其用以应于事物之实，而如量以彰于政，则于纷纭错综之间，得斯以为平衡。”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民彝是一个常数；在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民彝成为一个能动的异数。
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过去之历史，既为乡愿大盗假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典谟训诰为护符，尽倾其秽恶之心血，以污其幅帙矣。今后之历史，尽有无限光华洁白之空页，全俟吾民本其清新纯醇之资能，以晶映其异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