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14)

”健康的言论自由，不能仅靠制订法律条文，还需要全社会有容忍异见的雅量。“立宪国民之于言论自由也，保障之以法制，固为必要，而其言论本身，首当洞明此旨。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以去。”言论自由不只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更是推动政治文明健康发展的动能力量。
国权因民权而生，不过是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浪漫的想像。民初国权孱弱，民权不彰的现实，使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两者当是一种“相调相剂、相蓄相容”的关系。
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前者政治法律之所期，后者学说思想之所为。前者重服从、尚保守，法之所禁不敢犯也，法之所命不敢违也。后者重自由、尚进取，彝性之所趋，虽以法律禁之，非所畏也。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必使法之力与理之力，息息相攻，即息息相守，无时不在相摩相荡相克相复之天，即无时不得相调相剂、相蓄相容之分。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其因缘以失法之力。
不难看出，李大钊承接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号召改变国人因袭、奴性、安命之习性的主张。梁启超基于民智未开，进而主张开明专制；孙中山的“训政论”亦与其相近。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判断与梁、孙相近，但他对“再造中国”表现得积极乐观。理由是：首先，横看他者，天演之理，莫或能抗：“欧洲战前之一切政治艺术，人文种种，胥葬埋于坟墓之内矣。斯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即以吾人所能为光荣之历史观之，已足示人以迁流之迹，有进无退，不可淹留。”其次，竖看自我，“为势绝重，为力綦宏”：“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一国历史之尘积，为势绝重，为力綦宏，弗克坚持一己意志之自由，冲其网罗而卓自树立，破其勒馽而突自解放，举一切迷蔽民彝之死灰陈腐，摧陷而澄清之，以畔夫旧贯而畅育其新机。
”
对于传统文化的批评，李大钊显然要比梁启超更为激进，其与传统文化决无妥协的主张与陈独秀可谓桴鼓相应，他们已经在为新文化运动、唯民主义而呐喊，为即将到来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开门纳客。如果说梁启超身上折射出积极的现实主义，其精神气质是精英主义；那么，李大钊身上则洋溢出豪迈的浪漫主义，其思想底色是唯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