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15)

对唯民主义的推崇，催生了李大钊反英雄主义的冲动。19世纪初，“全欧之人，胜一拿破仑”，唯民主义战胜了英雄主义，奠定了19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1916年，欧洲战事正酣，若威廉二世获胜，有可能产生一种“新英雄主义”。“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
在李大钊看来，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时间窗口。他分别评述了加莱罗（卡莱尔，1795—1881）、耶马逊（爱默生，1803—1882）和托尔斯泰（1828—1910）对英雄与民众的论述，批评加莱罗、耶马逊“以神秘主义为据，以英雄政治为归”，“独‘托’氏之论，精辟绝伦，足为吾人之棒喝矣”。李大钊确信，“唯民主义可以勃兴于十九稘，英雄主义则断不能复活于二十稘也”。
20世纪初，实行代议制的国家虽有增量，但也有不少代议制政府的前景黯淡。李大钊对代议制的评价非常审慎。“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显然，李大钊正在探寻比“代议政治”更为合理的政体。
综上，民惟邦本与宗彝，是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历史起点；西方的宪制、民权、自由等价值是其落脚点。古者之宗彝是一个被供奉的神器，今者之民彝则是一个能动的力量。古者之宗彝必须遵守礼的法则，今者之民彝则要体现“时代之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彝可以理解为“人民的法则”，但这并非以今代古，以西替中，它除了包含一些西方普遍性的价值外，同时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反英雄主义色彩。李大钊的民彝思想试图汇通古今与中西，确立一个人民至上的现代政治原则。
留日三年，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前他的注意力放在寻觅一个“最良好的政体”或谋求对共和体制的修复与巩固之上；留日期间目睹国体及政体无常反复，导致国家与社会的脱序，国民已无力承受国家体制的屡变之累，其注意力已从体制内的调适转到“改进立国之精神”，而民彝于根本性议程之解决是最重要的“精神”条件。
此间，李大钊思想复杂，甚至不乏内在张力。在理性上，他心仪英国温润的保守传统与宪政体制，但又不是一个痴狂的宪法主义者或议会主义者；在情感上，他目睹政局之紊乱，国民之麻木，内心有一种激进的反传统、反英雄主义的倾向，但又依恋传统资源，且将国运之兴盛寄希望于“聪颖优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