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17)

民本思想中“天下为公”的愿景，在毛泽东那里变成了行动者的理据。“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毛泽东对国家现状的判断、未来中国寄于希望民众组织起来、中国将有光明的前景等，与三年前李大钊的民彝思想相比有明显的递进痕迹。受五四学生运动的感召，在毛泽东身上要比李大钊多了几分政治行动主义者的色彩。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毛泽东成为党内的重要成员，其后的人生目标更加明确。中共早期因其自主性较低，上层领袖的黜陟多取决于莫斯科的政治偏好。作为一个纪律严密的政党，毛泽东的言行当然要符合中共中央及苏俄之指令，但他不是一个顺命的教条主义者，其扎根乡村社会的革命实践与显赫革命业绩不仅使其免遭出局之虞，且为其日后成为党的领袖积累了实践经验与政治资本。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国家的根本性议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名义上由中共中央提出，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代为草拟。
经过长征，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已越来越无可争议。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这不仅对毛泽东个人，甚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自豪地说：“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了。”这一论断是对中共自信心与自主性的表达。此间其对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思考，既不是停留在二十年前“民众的大联合”的口号上，也不是苏维埃时期听命于共产国际，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人民身上。在这篇长达5万余字的政治报告中“人民”出现了82次，“人民”已然取代“重民”“庶民”或“民众”而成为中共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也是构思国家根本性议程的关键词。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了一个合法的地方政权，共产党则是国家体制内的一个全国性政党，但对国共领袖来说，此种合法性不过是临时性的。中共虽为地方政权，但从来没有放弃建国立政的目标。毛泽东设想的新中国“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
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