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19)

毛泽东使用了“国民大会”的提法，是否表示他认同国民党话语中的“国民大会”制度？这与他先前提到的“人民代表会议”是否有矛盾？从名称上看，“国民大会”是国民党奢谈宪政的一个热词，但国共的制度设计不同。在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五五宪草”中，省设参议会，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免，县及市均设议会。而毛泽东对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是从国、省、县、区至乡，建立阶梯式的同名同权的民意机关。各级政府均由“各革命阶级”选举组成。毛泽东追求的是“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对那些“反对革命的敌人”、汉奸等则要剥夺其选举权，毛泽东是要建构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系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有其复杂性，尤其是在党际话语中不时使用一些国民党的政治术语，党内话语则不然。《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未提“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但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想是非常明确的，毛泽东提到的“国民大会”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名同意异。“‘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而是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毛泽东对这一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的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的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包括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设定为共产党人建国立政的近期目标。为此，各根据地实行与国统区名同（参议会）实异（三三制）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准人民代表会议”，各根据地由此呈现出与国统区迥异的景象。延安不仅由一个边缘小城上升为与重庆比肩的又一政治中心，而且代表了中国光明的未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实践毛主席的指示，同资产阶级赛跑。”“边区是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先进地区，是新中国的雏形。这里所说的新中国是指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实行，而成为全国的模范。”
建国立政的蓝图已经绘就，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罢，新中国是我们的。”
馀 论
王韬、李大钊、毛泽东生活的时代虽然不同，但存在不少共性。他们均是执著的国家主义者，这是运思国家根本性议程的前提。他们都出生在都市的边缘，成年后游走四方；他们牢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祖训；他们的知识来源不只是儒家经典，域外之学对他们也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们不仅有办报的经历，且长期为报刊撰文，有着唤醒大众，“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不仅体察、参与地方性事务，更注重放眼世界，甚至规划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