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20)

王韬是由天下主义向国家主义过渡时期的先知，是最早提出并思考如何建构一个有别于世袭王朝的“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知识精英之一。他虽然有过涉政的冲动，但本质上是一个书斋式的江南文人，扮演的是一个思想的盗火者角色——给传统的民本思想注入西方元素。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知。相对于王韬时代的“慢历史”，李大钊时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快历史”的阶段，国体政体变动频仍，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升至极值。对李大钊来说，主要的注意力与其说是放在政体的修复或另觅一个“最良好的政体”上，不如说放在改善“本邦的现实条件”上，而民彝之于国家根本性议程之解决是一项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毛泽东彰显湖湘文化的政治救世主义气质，既言政又涉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大师。他承接了乃师“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的思想遗产，并将其通俗化：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对西方社会的体察虽不像王韬那样直接，学历教育也不及李大钊那样完备，但先赋的战略眼光与领袖气质远非他人可比，其革命家的人生使他由一个体制外的批评者反转为建制领袖。
王韬的重民说，主要是讲给官绅听的，希望主政者将民提到与君同样的高度加以重视，通过开议院，为精英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安排，进而实现君民共主。这与其说是一种西式的民主思想，不如说是一种积极而温和的民本思想或修正了的民本主义。李大钊的民彝思想是讲给民众听的，是启庶民之蒙，也是启中国文化之蒙。李大钊的思想资源较为复杂，他对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心向往之，但不是一个拿来主义者；他承接了谭嗣同“乡愿大盗说”和“冲决网罗”的思想，号召国人颠覆传统的道统，但在认知水平与学术视野上远超谭氏。谭氏侧重于破，而李氏致力于立。李大钊强调的唯民主义，与其说是西方语境中的民主，不如说是一种革命的民本主义，至少是开革命的民本主义之先河。毛泽东在思想上承接了李大钊的革命的民本主义，并汇通西方民主话语，进而化民本理念为有形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作——《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提出了一个解决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设想，更是共产党人的施政蓝图。
从三者各自代表作的语言修辞与思想资源来看，《重民》深受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滋养，《民彝与政治》受到“东学”（日本化了的西学）的启示，《新民主主义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学”（斯大林主义及苏俄模式）的影响。他们在思考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时候，无不“开眼看世界”，但是三人均有深厚的中学功底，传承了中国的文脉，既有鲜明的反传统、反体制取向，又无不从中学中寻求思想支援，这实际上是一种“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而民本思想恰恰是一种内生的根深蒂固的“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但不同于前人的是，他们将普遍性的价值注入其中，使其转换成面向未来、但又带有传统主义底色的“反传统的现代主义”。为破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难题，帝制时期的知识精英习惯于通过假借“三代以上之遗意”获取正当性，现在则是通过对“未来”图景的素描凝聚共识，但“未来”既不等于西化，也不等于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