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4)

颇具学术抱负的福山意欲扮演终结历史的“最后之人”，他在探讨人类政治秩序起源与演进时，重点也是回答现代国家的生成。他提出了“次序＋平衡”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检测框架：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的三位一体。这三种制度之间彼此存在紧张关系。“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这正是困扰麦迪逊的“双重控制的难题”。
从发生学上看，以上三种制度既非共生，亦非有序接踵而至。竖看历史，福山认为英国道路颇具典范意义，三种制度不仅接续问世，并率先达到基本平衡：法治（大宪章时期萌生），国家能力（都铎王朝时期的王权兴起），民主（19世纪以来普选权的扩展）。但典范不等于普遍法则，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这三种制度未必齐全；而且存在三种制度中的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会接踵而至。
福山认为，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推行官僚制，这已基本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能力。“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板，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是它的复制品。”中国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在其他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但细察中国历史，这一论断可以说似是而非，中国从未出现过非人格化的官僚制。“中国官僚制度的核心是由上下级间的忠诚、信任、庇护关系交织而成的向上负责制。”若仅从制度文本上断定中国的职官选授具有非人格化特征，而忽略了政治过程中家国同构的治理法则和德治传统，显然有失偏颇。福山关于帝制中国“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的判断，也远不及英国学者芬纳（S．E．Finer，1915—1993）在《统治史》中论及中国政体时来得深邃与审慎。
孔飞力和福山讨论问题的视角虽然不同，但都认为中国的根本性议程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福山用结构化的分析框架来检测中国根本性议程存在的问题，难免将独特而复杂的中国问题削足适履地纳入了普遍主义的范式，其解决方案自然是缺啥补啥，这不仅忽视了文明的多样性，而且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也值得怀疑。孔飞力确信，中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据“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一个大胆的判断。那么，到底根据中国自己的哪些条件，最终建立一个什么样式的现代国家呢？这是孔飞力留给后人去追问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