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3)

比较中西政治思维的差异不难发现，“控制”主要是基于法律或宪制思维，对行动者（政府与被统治者）的预设是无等差的，且受制于“相对永久的、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而“治民”主要是基于家庭伦理或宗法思维，在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转化成父与子，对行动者的预设是等差有序，理想状态是“爱民如子”，而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则缺少刚性，更不是非人格化的设置。在西方，非人格化的法律或宪法具有绝对至上性；在中国，只有想象中的明君圣主才享有绝对至上性。如此，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国家根本性议程当有着超出宪政的独特意涵。
孔飞力认为，在现代中国国家根本性议程背后有“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
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精干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征之于现代政治科学思维，这三道难题的表述当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如果认为以上三道难题源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力东渐，那将坠入广受诟病的“冲击回应”模式。“这一在现代中国带有根本性质的议程并非仅仅产生于外来危机，更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重侧面的国内危机。”“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这正是孔飞力所揭示的“未成文的根本大法”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特定意涵。
孔飞力将魏源、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嵌入这三道难题之中加以考辨，并归之于对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持续追问，进而探讨中国现代国家起源，这一思路尽显汉学大师汇通中西的睿智。他将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合法性、政治控制等概念置于根本性议程之下，重新审视这些人物的思想，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但征之于现代国家成长，中国道路不可能为验证西方人眼中的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添加一个“注脚”，这也是用普遍主义观察中国问题所存在的局限性，孔飞力对此坚信不疑。“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他在探讨中国现代国家起源时，虽然使用了在西方具有共识性的constitutional agenda，但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努力将其融入到中国历史语境之中，这也道出了普遍主义（“我们的条件”）与特殊主义（“中国自己的条件”）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