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2)

一、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学的知识来源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来源或者理论来源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
就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而言，缺的不是理论资源。相反，是各种理论太多而难以消化和超负荷的“富氧”现象，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几乎全是舶来品。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其中却很少有中国元素。比如，流行的国家概念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基于16世纪以来欧洲宗教政体向民族国家政体转型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即所谓的在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机器。⑥这是描述封建制的分散化权力向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族一国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概念既不能解释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多民族问题，也不能解释作为国家前提的国民认同问题，还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无效治理问题。再比如，流行的西式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讲的是个人权利、法治、代议制和多党竞争，这其实与西方文明的关键因素高度重叠，⑦因此完全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
鉴于此，当西方人讲到政府作用时，必然是作为“小政府”的“有限政府”，强调的是个人权利和社会作用。相应地，政党也只不过是革命之后代议制的产物，是议会中的一个政治社会利益集团。这些教科书式的政治理论在中国十分流行。
然而，被中国视作“理论政治学”的这些概念和理论，对西方而言却属于“历史政治学”的范畴。如前文的简单回顾，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历史主义的；但是，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现代性意味着统一性或相似性，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现代性概念诸如民族国家、政党、民主，但它们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国家治理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这些流行的概念或表达出的制度形式与很多国家的文明基因存在着紧张关系。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拥抱现代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性的多元性，而且现代性并不必然从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兴起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洞察力值得重视，他认为秦汉是最早的现代国家。⑧秦汉之制两千余年，中国因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存在几千年的大型文明体。这样的文明体显然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理论所能解释的。因此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文教”高于宗教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文明型国家。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