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4)

未来，要建设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需要在政治学原理体系意义上对政治学最基本概念和方法做历史政治学的重构。除了需要重新解释政治文化理论、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体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最基本概念外，首先需要结合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历史重塑“政治”的概念以及研究政治学的方法论。当下流行的“政治”的概念，是行为主义盛行时期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提出的“对权威性价值的分配”，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通俗说法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17)。这种观点就把政治视为界定宪制结构下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不问政治的目的性价值。事实上，中国政治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如何分配只是政治的终端性过程，起始性过程是解决国家性或国家认同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基于当代西方历史经验的政治定义，不能用来解释很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就是理解政治不可或缺的资源。
与政治的定义相关，是如何研究政治的方法论问题。不论是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其论证的都是个体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乃至神圣性，这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所倡导的个体解放的历史哲学。且不论其自身的政治解释力如何，如果用这套历史哲学基础上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去解释文明语境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必然是缘木求鱼，甚至是指鹿为马。中国社会关系中的集体主义众所周知，可以称为家庭伦理本位，可以称之为“仁爱”，也可以称之为阶级关系，总之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主义”。可喜的是，无论是中国政治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研究，我国学者都系统地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研究方法。(18)
只要回到中国政治史，很多流行的概念乃至方法都需要重新界定。当然，这种历史政治学研究并非狭隘的“本国中心主义”，基于世界史的比较历史分析同样对发展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列强之间的“百年和平”，产生了所谓“实力政治”“均势”等关键词；但是，“百年和平”的另一面历史是当时的列强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论的历史。这样，历史政治学可以起到防止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
二、历史政治学与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力”(19)。在这本堪称“年鉴史学的宣言书”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展现了历史学何以通过深度与广度彰显其魅力。但在20世纪后期，史学研究者却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他们反而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20)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但总体来看，这一趋势与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