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6)

这种方法显然只适用于那些微观现象和个体行为，整体的、宏观的历史研究进一步被侵蚀。
这样一来，“文化转向”的浪潮使整体史让位于碎片史、政治史让位于文化史和社会史、解释传统让位于解读传统，其最终的结果是“历史不再是一门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它破碎得近乎无法挽救”(28)。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29)更严重的是，这种倾向可能对政权合法性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只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哪个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30)，但自改革开放之后，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极大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31)然而，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虽展现了近代中国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他们根本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强烈冲击了那些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历史社会学素来是发现和检验理论的重要场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主义的兴起，历史社会学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波”转向。(32)在这次转向中，历史社会学家淡化了对权力和结构的重视，放弃了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方法，也不再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这类根本问题。相反，新一代的学者愈加迷恋情感、话语、符号，热衷于分析文化向度、情感变量是如何影响历史迭变与社会变迁。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历史社会学相较于几十年前退步了，他们无法像前辈们那样为人类发展提供知识启迪与实践智慧。除了形成了一群通过自我建构而沾沾自喜的学术群体之外，文化导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很难说对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了实质贡献。(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