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5)

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研究的传统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一种对新的文化史的强调，身份、意识形态和心态等方面替代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21)。这一转变是对当时占据主流的“整体史”的反动。文化导向的史学家认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传统虽重视社会阶层的互动及其经济活动，但在探索宏观结构发展时忽视了对个体行为的描述。为此，他们转而关注历史细节与琐碎事件，探索微观的、文化的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奥秘，并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解析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22)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
近百年来，史学研究呈现出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权力精英转向普通民众的整体趋势，在此进程中政治史不断衰落。(23)20世纪中叶年鉴学派盛行，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就已经强烈冲击了以国家制度和精英活动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政治不再被视作独立的运转机制，研究者认为只有在地方知识和社会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政治的真实意涵。(24)在当下罕有的政治史研究中，充斥着对特定村庄或宗族的民间习俗、生活方式、身份归属和集体记忆的剖析，却很难寻觅到权力、阶级、政党与国家的踪影。政治史没能逃离碎片化的命运，甚至“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25)。
新文化史往往被称为“人类学的历史学”，他们广泛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直接处理文化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解读”(interpretation)传统逐渐替代了原有的“解释”(explanation)传统。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指出：“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应该更广泛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26)。然而，新文化史却掀起了对卡尔所赞扬的那种历史书写方式的批判。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文化研究涉及的并不是因果解释，而是对意义的诠释。(27)文化研究主张“深描”(thick description)，强调研究者应该像面对文本那样直面文化，通过重建具体的历史场景以求获得对某一历史或文化现象的真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