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7)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34)因为存在本体性，故而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诸神之争”中迷失方向。相反，作为一门成建制的学科，历史社会学更多地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因此它毫无疑问地如“风中稻草”一般受到各种史学传统的影响：当马克思主义史学风靡一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特征历史社会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年鉴学派如日中天，沃勒斯坦为世界体系理论找到了历史基础；
当文化主义盛行，美国历史社会学也迎合这一趋势展开了所谓的“第三波”转向。而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历史”仅仅是一种基于“时间性”的分析工具。(35)因此，时机、时序、历史关节点、路径依赖等概念虽便于研究者分析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但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传统却始终在回避“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基体”或“中国文明基体”(36)。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例如，发展经济学往往将财富的积累，即人均GDP的增长视作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实现什么发展。但如果我们放弃这种碎片化的视角，承认历史是一种“恒常”且“延续”的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和更长时段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变革了社会结构且形成了部门齐全现代工业体系，并在妇女解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都是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习以为常的人均GDP能够衡量的。
(37)与此同时，这些红利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的那样，尽管这种投入的初衷并不是协助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但它却创造了在这个国家转向市场之后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38)整体而非碎片，延续而非断裂，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