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9)

历史政治学之价值并不局限于前述的两大知识论功能，其知识论功能本身包涵着天然的政治实践价值，即研究如何提供治国理政的方案或者理解善治的方法。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政治学研究，一直有“求变”代替“求治”的现象。(42)“变”固然是一种常态，但历史告诉我们，“变”寓于“不变”之中，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一直围绕政体之“变”而非“不变”之道，即如何治国理政问题。想当然地认为政体变了治理自然就好了，这完全不符合比较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从20世纪上半叶乃至六七十年代，“求变”的主题是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危机性而在改变着自身；二战后，西方学界在民主理论上成功逆袭，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代替了人民主权的古典民主，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并进而成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的革命性理论，引发所谓的民主化浪潮和很多国家的转型。
即便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兴起的治理理论，鼓吹的也是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并以此为基础的去国家化、去政府化方案，因而也是以“治理”之名而寻求革命性变革的理论。
“求变”的研究议程自然有相应的研究方式，比如，配合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的研究范式是阶级分析乃至阶级斗争，配合推广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范式是“转型学”和看上去很中性的治理理论。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的大致走向，中国政治学自然也免不了受世界性思潮的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求变”的理论资源或者思想资源一般是外源性的，即“求变者”期待自己和发达者一样好，这是制度变迁中常见现象。“变”的结果就是现代性的同一性——大家看上去越来越像了。然而，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并未因此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最甚者招致国家失败，国之不国，比如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仍然处于内战中的一些中东国家，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更是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冲击。中国一直在变革，但“变”是在“不变”的宪制结构(民主集中制)中发生的。
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变迁和中国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直在“求变”的政治学应该回归其规定性即“求治”了。在这个节点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引领了时代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