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10)

如果说“求变”的思想资源具有横向性、共时性和外源性的特征，那么“求治”政治学的思想资源必然是纵向性的、历史性的和本源性的。比如，转型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民主政体，但这个政体名称之下则各有其本源性实质性内涵，菲律宾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典型的“封建制民主”——选举式民主寓于不变的旧土地制度之中(43)；作为“封建制民主”的变种，有的叫“新世袭主义民主”(44)，有的叫“考迪罗式民主”(45)。即使在发达国家诸如日本、韩国，选举式民主也难改变其固有的派系政治。而在中国，尽管历经一个世纪的革命性变迁，但难以改变的是中华文明基因，而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事实上传承着中华文明基因。(46)
“求治”政治学的本源性资源特性决定了，“求治”政治学研究远比“求变”政治学复杂，研究的挑战性更大。这是因为，“求变”因简单化才能招致变迁，比如个人权利假设就可以号召人们去改变，去寻求“历史的终结”，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求治”政治学必然是各国差异性的个案化的历史文明研究，必须寻求差异化治理方案，意味着不存在“一刀切”的治理方案，这让跨国研究者望而却步。历史教训是，按照主流理论去治国理政的拉美国家、非洲大陆，有几个成功的？相反，历史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二战后的“东亚奇迹”以及当下的中国崛起，都没有亦步亦趋照搬主流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求变”的政治学发达而“求治”的政治学贫困，也能理解异域学者为什么更多地喜欢研究对象国的对外关系而非内政。
他国学者不敢涉足的领域正是本土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个国家政治学研究者对于本国纵向性本源性资源的发掘，就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增量贡献。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应该饱有热情和使命感去发掘自己的治国之道，为世界文明做更大的贡献。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政治史和国家史，相对于擅长“政道”西方人，中国人更长于“治道”。(47)早在公元前8～7世纪，管仲治齐，运用的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堪称最早的“政策决定论”。比较而言，希腊—罗马有政体而几乎没有关于治理的思想，最高的经济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关于分工的观察，之后直至17世纪的西方经济思想一直呈衰败之势。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所说，古希腊“基本上都是一片经济思想的荒漠”，“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经济理论发展走向衰退，到了后来的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希腊化(Hellenistic)和罗马时代，经济思想差不多成为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