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3)

认识到中国的“文明型国家性”而非“民族型国家性”，就应该知道，很多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就很难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比如，民主的概念不是讲二元对立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协商式的社会和谐，所以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更受欢迎；政府责任不是有限的，而是民本思想中的“无限责任”，所以才有全面消灭贫困计划；政党也不是西式政党的竞争政权的选举机器，而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和治理好的政治组织，所以才有“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等等。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属性，那就是政治史属性。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也可说中国民族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一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衰。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⑩能够连续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只不过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系统地被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而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国运式微，对中华文明自我挞伐之风盛行。但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最终是“中国学派”改变了中国命运。在这个过程中，转型后的梁启超第一次把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提升为民本主义，并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钱穆先生则力倡大一统政治的优势，批驳“多头论”，并谓中国之“礼治”就是事实上的法治。有学者认为转向后的梁启超和钱穆是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11)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真正赢得胜利、改变中国命运的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宏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这种成熟尤其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12)上述各家各派价值取向不同，政治诉求差异更大，但共同的基础则是以中国历史为出发点的认识论，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不但可以用来诠释那个时代的学术纷争，也可以在社会科学脉络上回答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
当下，基于中国历史或比较历史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理论成果。有学者基于中国政治史研究，认为“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中最深厚的政治传统，这回答了“协商民主”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得以流行(13)；有学者基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出包括了治理价值、治理维度和治理方法的“治体”概念(14)，这远比西方政治学中的政体概念更有包容性和解释力；有学者立足比较制度变迁研究，提出了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政党中心主义概念(15)，被认为是中国政党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受到学界重视。(16)中国学者基于历史研究的政治学概念，无疑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