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书评|西方视野里的杜甫：“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7)

在伍德看来，杜甫的忠君是以儒家伦理为前提的。“他忠于英明正直、维持公正秩序的君主，支持君主是所有读书人的义务。如果皇帝脱离这些崇高理想或失去贤德，被腐败的臣子误导，那么学者或文人有义务大声疾呼。”
他认为儒家的“仁义”伦理在中国根深蒂固，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启发，“它仍然是公平社会的运转、人们交往的基本前提”。但他称儒家政治是“乌托邦式”的，“孔子相信人性本善，拒绝国家被法律统治，这对我来说是乌托邦，因为人类是易犯错误的生物，伟大的17世纪作家黄宗羲曾撰文批评了中国的专制制度，指出儒家思想的很大缺陷——‘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梁启超把杜甫称为“情圣”。他曾做过一次关于杜甫的演讲，“诗圣”的“圣”难以界定标准，他干脆宣布，杜甫至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称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洪业对此非常赞同，“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杜甫对于家庭亲戚、国家百姓、朋友交友，“处处都是清洁纯正的情”。杜甫的诗里常有感伤、怜悯、后悔、自责，“我看他，无论老病人扶，无论一醉如泥，也都妩媚。至于他的诗篇，其最佳之处，不在措辞之壮美，铺排之工整，而在于他至情之表露：温柔敦厚，旭日春风”。
宇文所安也看重那个“活生生”的杜甫，他写尽人世间的题材：他抱怨蔬菜不好，向给他送豆酱的人致谢；他称呼仆人的名字，写诗给他们（那时没有人在诗里这么做——仆人是无名无面目的）；他劝亲戚不要扎篱笆，好让贫苦的邻家寡妇可以打院里的枣。“这在唐诗里是独一无二的，在后代诗歌里也是独一无二的。”
走过杜甫的人生轨迹后，伍德看见了这样一位诗人：他很可爱，也很幽默；他富有关怀，也许过于敏感；他爱家人，是一位有爱的父亲、忠诚的丈夫；他广为交友，真心欣赏他人的长处；他热爱美食美酒，从生活的细微处得到乐趣。
“（了解）所有这些，我想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伍德说。
原载《南方周末》2020.5.21
记者：李慕琰
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