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过、跋涉过、反思过、热爱过|琼·狄迪恩逝世(6)

一九八八年我去参加那些政治集会的时候——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政党党代会——他会给我传真当时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当然，你懂的，你在党代会上总是可以拿到报纸的。但是他就是要确认我看到了。
当你交稿后，他会很仔细地修改编辑，让你补充所有相关信息，以确保文章是周全的、站得住脚的，这样好面对之后的读者邮件。比方那篇关于特丽·夏沃案的报道，他花了很多精力确保我了解该案涉及的所有议题，因为这篇文章可能会激起很多反响。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巴黎评论》：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鼓励你去写政治？
狄迪恩：我觉得他大概认为我可以足够置身事外。
《巴黎评论》：不是那种内幕报道——你不认识任何人。
狄迪恩：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巴黎评论》：但是现在你的政治文章也有很强的观点性——你会站队。这是你在报道或者写作的时候时常发生的事吗？
狄迪恩：如果我对一种政治局势有兴趣到想要写写看的话，我一般会有自己的判断，虽然我经常意识不到。我会被一些政治形势困扰，于是我就会写篇文章来看看是什么让我不安。
《巴黎评论》：你转向政治写作的时候，就远离了自己一直进行的更私人化的写作。这是你追求的转向吗？
狄迪恩：是的，原来的那种写作让我感觉无聊了。首先，这样的私人化写作给人设限。另一个原因是我从读者那里收到热烈的回应，这是令人郁闷的事，因为我不可能去找他们然后给予帮助。我不想成为“孤独之心”小姐。
《巴黎评论》：那几篇写萨尔瓦多的文章是你第一次以政治作为叙事动机的作品。
狄迪恩：事实上这是一本小说，《祈祷书》。我们去了卡塔赫纳的一个电影节，我在那儿病了，某种沙门氏菌感染。我们之后离开卡塔赫纳去了波哥大，然后我们回了洛杉矶，我一病就是四个月。我开始读很多关于南美洲的东西，我从没有去过南美洲。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有一本书《秃鹰和奶牛》，他在书里写过这么一段，他描述了自己抵达委内瑞拉时的感受，他很震惊地发现自己对这个地方竟然如此熟悉，就好像生下来就生活在那里一样。我对南美洲也有同样的感觉。之后不久我开始读很多关于中美洲的文章，因为那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小说必须在一个小国里发生，我也从那时开始用更政治化的思维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