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猪如何拯救人类？异种移植已从实验室走向临床(5)

术后，贝内特仍需要使用抗排异药物。“如果通过基因编辑、完全不用抗排异药，相当于人体内有一个抗排异药生产车间。万一出现机体发生变化、免疫抑制成为健康问题，机体自带的抗免疫排异蛋白分泌功能就会有害。”王维解释。
过多编辑基因，还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其中之一源自CRISPR-Cas9技术自带的“脱靶效应”，通俗理解就是“在错误的位置剪切”。编辑越多，或差错越多。
这可能破坏细胞的基本功能，导致3种结果。最好的情况是细胞死亡，不再往下遗传。第二种是致严重畸形，或基因表型出现差异，这样的培育猪会被淘汰。
学界最担心第3种情况：诱发恶性肿瘤。所以，基因编辑猪必须经过多代繁衍，以统计个体和种群的基因表型差异，并评估肿瘤发生率是否高于周围种群。
目前，王维的转基因猪已经繁衍到第四代，共200多头。对100多头进行二代测序，种群基因型很稳定，没有恶性肿瘤基因问题。最年长的猪已经8岁（相当于人类的40岁左右），没有显示肿瘤的发生。

图片说明：2012年，中国长沙建成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家医用级（DPF）供体猪培育中心。/华声在线
伦理槛不难迈
目前，全球人源性器官供体仅能满足10%左右的移植需求。
“像（贝内特）这样一个破天荒的手术，我几乎能想象它可能引起的伦理争议。但我认为一旦异种器官移植在技术上的障碍被彻底攻克，伦理方面的阻力肯定会被冲散，在必死无疑和拥有一颗猪心的选择面前，有几个人会选择死呢？”外科医生、《心外传奇》作者李清晨撰文表示。
在王维看来，代表患者的“最底层”，和代表主管部门的“最上层”，都已接受异种移植。“2008-2018年的10年间，WHO3次召开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研讨会，不断颁布和更新国际标准。过去提出的问题基本得到落实，也有了结论。”
WHO高度重视并推动异种移植，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供体短缺现状，而异种移植被认为可能是供体短缺的解决方案。
2020年6月11日，在第四次“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上，前卫生部部长黄洁夫表示，我国每年苦等器官移植的患者约30万人，同期器官移植数量仅约2万例，“缺口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