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学林纪丨写真山之形：从“山水图”、“山水画”谈道教山水观之视觉型塑（上）(11)

图14 五方真文墓券刻石（拓本），北宋，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出土。
除了西王母，夏禹在山岳与文字的道教神话传统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古道教将大禹治水的伟业加以神化，认为禹之所以 “能凿龙门，通四渎”、 “川途治导”，乃因其在钟山得到天书的传授。[57]或说禹又将此天书封于包山，后被吴王于洞庭石室 “玉几上”发现 “素书一卷”，惊叹 “文字非常……其文篆书不可识”。[58]《五岳真形图》进一步反映了夏禹与山岳文字的关系。检视文字本《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各山形图的最高峰处，多有文字标示 “夏禹到此”（图 3），兼附山峰高度的测量指数，呼应了中世纪道教对夏禹巡行五岳、丈量高山、并命刻工将里数标示于石之圣迹的歌颂：
禹经诸五岳，使工刻石识其里数高下，其字科斗书，非汉人所晓，今丈尺里数，皆禹时书也。不但刻摩五岳，诸名山亦然，其所刻之处独高耳。[59]
前引文所谓的 “科斗书”，即形似蝌蚪的文字图形，因其与大禹在名山刻石的传说有关，其神奇的字形遂形成后人想象与夏禹相关之天书的视觉特质。巫鸿在《废墟的故事》（A Story of Ruins）一书中讨论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上年代尚有争议的《禹碑》（图 15），[60]认为此碑的碑文虽说反映了大禹时代的蝌蚪文，[61] 但实乃后世想象古代天书、神迹后的物质产物，并成为十六、十七世纪出现在云南、浙江、四川、江苏、陜西和湖北等地之复制品的典范。李远国在讨论大禹崇拜与道教文化时亦论及此碑，认为此碑文的字体似是 “道教的天书云篆，亦即一种图语似的符箓”，进而推测《禹碑》可能 “为道士所作”，其 “内容应为灵宝天文”。[62] 

图15 禹碑，取自巫鸿《废墟的故事》，页 71 ，图 1.46。
（三）入山
道教的山岳诚然神圣且充满天然宝藏，但入山并非易事，在到达这些圣境之前，修行者若不作万全的准备，即可能遭遇到自然力量的侵害。[63]葛洪（283-343） 所著之《抱朴子内篇》论及登山之道时，就警告有意入山者不可轻忽入山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