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一生的内容：我读加缪《局外人》(3)

《局外人》是按照这个线性发展的么？不是。在第二部分，“杀人”作为小说的核心事件被加缪给彻底舍弃了。事实是，在整个第二部分，小说和默尔索杀人没有构成任何关系。
那么，第二部分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法庭在证明和杀人案无关的六件事：默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到底有没有哭？默尔索在母亲的停尸房有没有喝咖啡、抽烟？葬礼之后默尔索有没有和他的女朋友玛丽游泳、看喜剧电影和做爱？小说到了这里已经完全失控了，它已经从第一部分的叙事脉络当中彻底分离了出去。这次“分离”构成了文学史上最为严重的一起叙事事故。这部小说最终跑偏了，可以说，《局外人》就是一个翻车的现场。
现在的问题是，这篇小说真的跑偏了么？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它是一个翻车的现场，那么，我们的依据，或者说，它的参照系统，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依据，或者说参照系统当然是现实主义小说，严格一点说，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我们也许要停下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批判现实主义了。毫无疑问，批判现实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商品、财富是空前的，足以把人类自己给吓一跳，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这么多的财富该如何分配呢？结果是骇人的，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所揭示的那样——工人阶级给资本家生产了“财富”，给自己却生产了“赤贫”“疾病”和“丑”。这是严重的异化。批判现实主义要直面的其实就是这个。表面上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处理的依然是“人与人”的关系，可骨子里，不是，不是“人与人”，而是“人与物”。是“人与物”所带来的新“现实”，是“人与物”之间所隐藏的公平与正义。我要说，这是文学史的一次巨大的革命，也是文明史的一次巨大的革命。
这个巨大的革命是启蒙运动带来的——启蒙运动赶走了“上帝”、赶走了“皇帝”，使“人与神”“人与皇权”的关系终于让位给了“人与物”的关系。这个太了不起了。因为在处理“人与物”关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无与伦比的贡献，狄更斯，还有巴尔扎克，他们成了19世纪上半叶最“正典”的穷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贪婪、吝啬和金钱。严格地说，他们的思想其实是逆潮流和逆时代的，他们的精神资源反而回到了“上帝之爱”。借用我朋友的一个说法，他们的写作是“背对上帝”的。所谓“背对”，其实就是“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大多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也就是“上帝视角”。在这个话题下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给“作家与时代”留下了说之不尽的话题。此处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