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确实，眼前的布鲁姆拥有那“高山”似的文学修养(4)

德曼（Paulde Man），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J.Hillis Miller。其中主要的争论重点是有关“意义”的阐释问题——那就是，“诗歌怎么会存在意义”（How poetry can mean anything）的问题。结构主义者以为诗歌的意义都是不可决定的（indeterminate），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可捉摸的，但我不同意。我以为语言本身不能为我们负起思考的作用。我认为，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不能为我们阐释诗歌的意义；但莎士比亚却能，因为他早已透过他的剧本点出了诗歌的真义……总之，后来打完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反解构主义”之战后，我发现自己又进入了第三场战争，那是一场似乎永远打不完的战争——其实一直到目前，美国的校园里还普遍存在着这场战争的余波。
原来，那是1967年从加州伯克莱大学开始的一种“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的潮流，从此美国的大众文化和学术界丧失了美学的原则，逐渐被种族、性别、性倾向等考虑所支配。我曾经把这一股“对抗文化”的潮流称之为“愤怒派”（School of Resentment），因为属于这个派别的人的内心都充满了愤怒，完全失去了对美学的尊重。真的，打了这么多次仗，我已经感到十分疲劳。但没料到，不久前我又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第四个战争。我看，最近在整个英语界和西方文化界里所发生最为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普遍地提倡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文学，人们甚至盲目地让它取代了传统的儿童文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件最为令人感到可耻、愚昧的文化潮流。我因而也加入了这场文化争论——例如，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中，我都强烈地攻击这种Harry Potter文学，而且也会继续反对下去。
此外，最近美国国家书卷奖（National Book Award）居然颁给了畅销书作者Stephen King。Stephen King是一个三流的作家，他完全不懂得何谓美学，也不懂得什么是人生的认识论终极价值。他完全投合大众之所好，这是我感到最不可救药的。从前曾经有人称我是一个“抬杠批评家”（antitheticalcritic），我想，或许还有些道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批评家，所以没有人会请我参加他们的社团或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