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18)

加内什(Janan Ganesh)指出:“缺少一个国际敌人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场灾难。一个新敌人的出现,即中国,或许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事。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第一次遇到了在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挑战上能够帮助自己克服国内对抗的对手”,认为“从特朗普2017年发起的令人震惊的贸易战可知,美国国内已经找到了普遍共识,甚至是激情,不仅仅是在华盛顿,而且是在商业界。问题是这种合作在未来会不会拓展到国内问题上。历史给予人们的暗示是:一定会的。”
乔治城大学的奥里亚娜·马斯特洛(Oriana Skylar Mastro)2019年3月13日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主题为“中美竞争时代新路径”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够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不是因为美国衰落了,而是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和中国一起进入到了竞争时代。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在提交给国会的《2018年年终报告》中表示:“国会议员、行政部门和商业委员会已经开始开展跨党派合作来应对中国对世界秩序的颠覆问题。华盛顿现在开始呼吁美国要对中国的破坏性行为采取更加统一和强硬的回应”。
历史总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性,但不会是简单的重复。与此前历次经历的严峻挑战不同,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已经高度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是国际制度网络的活跃参与者,不仅与日本、西欧等“自由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在经贸往来、科技合作、人文社会等领域交流密切,甚至与美国自身都高度交融。在美国“敌人”意识回归的情况下,ISI和ISII的支持者们为处理这一问题而在对华政策上不断趋于接近,导致ISII1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正在成为弥合ISI和ISII2的政策基础,其基本态势是逐渐将中国从“自由国际秩序”中剔除出去,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空间范围收缩、同质化程度更高且能够联合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的全球制度网络。
因此,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互补性大于矛盾性,只是在议程的侧重点(方向)和次序(策略)上存在不同而已。作为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做的是制度“增量”: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协调,尝试推行TPP和TTIP等排除中国之外的贸易制度,想通过提高准入标准等方式重新界定成员资格,以完成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重组,然后迫使中国做出有利于美国的改变。当然,奥巴马总统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让美国避免承担将中美推入大国对抗之中的历史责任,从而积累美国的道义资源。作为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更加直接和露骨,其功课主要是制度“减量”:在将美国的自主性放在首要位置的前提下,主动发起美国与中国的“脱钩”运动,同时反复批评国际组织和盟友违背美国利益的主张和行为。特朗普政府的言行看似乖张,但非常符合ISII的精髓,因为其支持者们相信保持实力优势是美国的头等大事,应该最大限度地将中国从现有的制度网络体系中清除出去,这样,美国才能领导盟友与自己一起采取联合行动来应对其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