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启蒙思想中理性与信仰的协同关系(13)

”(48)这说明孟德斯鸠始终遵循的是自然宗教的理性原则。自然神论虽然断言上帝全知全能全善，但主张上帝创世后不再干预尘世事务，且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宗教去信仰上帝，注重人的天性和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
第三，孟德斯鸠力图把天主教与教会区别开来，他作为忠实的罗马天主教徒坚信上帝存在、上帝永恒、上帝不朽，赞赏造物主的伟大，但这不妨碍他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他曾断然否认教皇掌握绝对真理。“在难以置信事情中有三件难以置信的事：兽类的纯机理、消极服从、教皇无谬说。”(49)孟德斯鸠明确反对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通谕，强调阅读《圣经》的必要性，揭露法国教会对政治权力卑躬屈膝的行径。在《波斯人信札》中，他借郁思贝克和黎嘉(Rica)之口严词抨击罗马天主教教皇、教规、相关机构和教徒，注重探讨宗教的社会效果、政治效应和历史因果关系，而非宗教教义的纯正性、真理性，并以道德高于信仰、政治高于信仰为理由来倡导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强调真正的信徒应该取悦于上帝，而取悦上帝最好的途径就是做一个奉公守法的道德公民。在1730年致塞拉蒂(Cerati)神父的信中更是祈求一位佩剑的教皇，而不要像圣多明各那样佩戴大串念珠的教皇，或像圣弗朗西斯那样身背褡裢的教皇。
(50)孟德斯鸠临终前声称自己毕生奉献给了理性和宗教，但并不愿把任何东西送给宗教团体，拒绝把有关《波斯人信札》修改的手稿送给天主教会，担心教会人士会随意修改其观点。
第四，如果从知识谱系学视角来审视孟德斯鸠所在的18世纪乃至往后岁月的启蒙思想真谛，我们应该避免把启蒙理性与宗教信仰截然对立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启蒙思想家的宗教观、有神论、宗教信仰也是在其理性精神指引下得以阐发的。孟德斯鸠的宗教有神论与其理性宪政观是一致的，政治制度的理性设计与传统宗教的信仰情怀是吻合的。在启蒙理性的照耀下，理性与信仰既分立又协同，使得法律与宗教、道德、气候、土壤等因素之间形成的错综复杂关系构成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当然，理性与信仰之间也会有冲突，但这种冲突只是两种不同知识之间的互动游戏，而非光明与黑暗之间性质截然不同的生死较量。孟德斯鸠此种启蒙思想观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印证福柯在话语-权力轴线(l"axe discours-pouvoir)、话语实践-权力对抗轴线上展开的知识谱系学：
启蒙理性知识与宗教信仰知识之间并不是认识对无知、理性对幻想、经验对偏见、推理对乖谬的斗争，并不是阳光对黑暗的斗争，“而是一些知识对另一些知识的巨大的多重的战斗，知识通过自身的形态，其相互敌对的掌握者通过其内在权力的效应而相互对立”。(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