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您是欧洲的孔夫子(16)

但是它不是也曾经被占 领 过吗？难道它的辽阔的土地不曾遭到分裂和形成几个国家吗？由此可见，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 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注：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载于《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420页。）尽管魁奈并不认为 中国的政制并非完美无缺，但在他的心目中却始终坚信，较之欧洲以及其它国度，中国的政 治统治与法律机理更接近于一种理想的政制模式。所以，魁奈向欧洲的统治者特别是法国国 王提出忠告，建议他们学习中国的治理方式，强调“一个巩固的、繁荣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 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地普遍学习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自然规律，当作自己的统 治工作的主要目标。”（注：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载于《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406页。）很显然，魁奈之所以如此推崇中国政治与法律文明以至于难免有 过份虞美之辟，有的甚至与历史的真实不符，除了他从内心深处景仰孔夫子之外，一个重要 原因乃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的儒家内在义理与政府治理方式成为以魁奈为代表的重 农学派表达自己政治、经济与社会主张的有力例证。
（注：德国学者利奇温分析说，“魁奈的热烈自承信仰中国，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企 图把分崩离析的法国帝制置于一个新而健全（即自然）的基础之上；并且希望这样的自承，在 一个崇拜中国时代里得到更大的重视。”参见[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 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7页。亦可参见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56页；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99— 102页。）
三、孟德斯鸠的东方法律观取向
如果说伏尔泰和魁奈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倾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热”（用安田朴的话来说是“ 对华友好人士”）的主要代表，那么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则 是从总体上否定东方及中国的所谓“对华不友好人士”的代表者。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构成了 这种对中国的矛盾态度的两根支柱。（注：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55—456页。）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 ，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虽然 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 治 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注：有的学者认为，孟德斯鸠的学说如同重农学派一样，也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他的 根本理性的观念以及对自然秩序的追求，浸染了中国文化的印迹，“正象孟德斯鸠寻求渗入 或管制法的‘精神’或秩序那样，重农主义者找寻经济事务中的基础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