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您是欧洲的孔夫子(6)

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 有 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7页。）在古代中国 ，法律还与日常的习惯和礼仪方式结合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形成有机的社会秩序。中国 人的无休止的各种礼节妨碍了社交来往，但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言行 ，使民风既庄严又文雅。当出现了某些纠纷与不快时，当事人往往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 麻烦而请求原谅，从而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注：参见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7页。）伏尔泰意识到，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 的中国法律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成吉思汗家族在中原大地建立起统治，但是鞑靼人的文 化却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鞑靼人发现战败者的法律是如此的完善，以至他们也遵行这些 法律，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他们尤其注意保留这样一条法律：任何人不得在本人出生的省 份担任省长或法官。多好的法律！而且它同样适宜于战败者”。（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89页。）同样地，满族人入关以 后虽然强迫汉族人采用满族人的发式，但是，“由于满族采用了汉族的法律、风俗和宗教， 这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了”。（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5页。）
长久以来，古代中国的政府形式及其运作就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伏尔泰尤为赞赏。他 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形式乃是君主制（不是专制政体）。而儒家所宣扬的以“仁政德治”为特征 的中国政制形式，与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的理想政制模式恰恰相契合。（注：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40—143页。不过，有的学者认为，伏尔泰对道德 与政治相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主义及家长式统治唱赞歌，这带有过于夸大的溢美之词。伏尔 泰 的这一政治理想，很快被法国启蒙思想的发展所淘汰。当代伏尔泰后来转向英国式的民主立 宪制时，中国的家长式德治主义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由此，他 分析了传统中国的帝国统治形式，不同意欧洲一些传教士以及孟德斯鸠关于中国专制制度的 看法，指出：
“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这些人从表面 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 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 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 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在和平时期，官府 的意见从来都具有法律的力量。这一重要事实推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 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提出的笼统含混的责难”。（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伏尔泰对古代中国的行政运行机制大加赞 扬，认为比之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国要幸运得多。在这里，“一切都由 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