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性死亡”？(3)

比如在国内外被曝出的性侵案中，为什么法院还没有宣判，被曝光者就已经“社会性死亡”了？因为性别的压迫是一个特别根本性的问题，是妇女解放运动终极要反对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每一个女孩的身上，而且发生的概率很高。所以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说，即使你没有亲眼所见，但是你说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它真的会发生。
所以是鲍毓明也好还是王振华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这一类人，的确是性压迫和性剥削的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有权有势的男人”。这种（对于主体的）转译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有一种非正义的、结构性的关系存在，我们要反对这种结构，那么不管是谁，只要出现了一个案例的支撑，就会引发这种总体性的怨恨。
智族GQ：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以这种方式重建社会行为规范呢？它与以往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刘能：在网络上，舆论场的宽度、信息扩散的速度、舆论形成的速度与在现实中完全不同，表达的渠道多样性也不同。随着技术的变迁、社交媒体的普及，不会只有单一的舆论中心，会形成竞争态势下的多舆论中心。但其实跟过去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从远古时代起大家就爱惜自己的羽毛，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认为要成为符合他人期待的、有道德的人，这个没有变化，只不过量上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得到了技术的支持。

电影《完美陌生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社死”场面：人们因为暴露了手机中的秘密而被迫展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智族GQ：但“社会性死亡”中也会出现反例。去年十一月，一个清华的女生发布了一条朋友圈，指责一个学弟在食堂侵犯了她，说“我确实不能暴打你一顿，但我先让你在我朋友圈社死吧。”这件事后来被监控录像证实为乌龙，这个女生很快在网络上经历了一场更大的“社死”。
刘能：这也就是说，消除你的错误指证，我们叫“恢复”的过程，也应该以同样的力度。揭露和恢复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如果是对等的，甚至被恢复者获得更高的收益，那我觉得还是一个均衡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往往重视揭露的过程，不重视恢复的过程。因为揭露所带来的新闻性要超过恢复。最怕的就是不均衡，没有恢复正义的机制，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公开道歉。所以我们的社会就是要更多地去考虑设置这样的均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