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性死亡”？(5)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视频截图。被造谣出轨事件当事人接受采访时说：“到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诽谤了，多数的99.9%的声音都是好的，但是那些恶意的声音它永远都存在。”
所以恢复的过程依赖理性，也需要法律去规定补偿。与互联网新的行为相关的立法，肯定是滞后的。所以在网上也会形成对遭受暴力者的人权救济。肯定有越来越多人反对这个公司的所作所为，对吧？其实我还是期待网民的成熟度。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违法，在道德上你不赞成，你应该有表达的权力，但是不应该选择辱骂的方式去表达。年轻人的网络暴力，是他们过度追求虚幻的成功和地位的一种表达，在现实中达不到，那我在网络空间里面发言，就暂时获得了“话语权”。年轻人为了这样即时的收益而放弃了教育或我们所说社会化过程中要求他的，要有依据地说话。所以互联网上更难达成文化共识。
在没有法的情况下，有人损害了你的权利，那只能用其他的方式维权。比如说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运动的代言人，我们叫“道德企划家”，来为你发声。但在中国什么人能成为道德企划家呢？“网红、KOL”不行，因为网红最重要的原则是你的公众性要可变现；“公共知识分子”，有时候也很肤浅，也是理性计算派。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现在很缺乏道德企划家，整个社会很少有人认为道德付出、为公众的利益做出牺牲是最高价值，有时候即使你自己不想，你的合伙人都要来劝你收割、变现。
智族GQ：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社会性死亡”维护的道德是具有正当性的？它与网络暴力的边界在哪里？
刘能：边界就在于它保护的是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特别要注意，“根深蒂固的”并不一定是“主流的”。因为我们很多边缘的少数群体都是在“主流”的压制下丧失福利的。所以在社会学上特别不愿意把主流等同于真正的、真实的根深蒂固。不能简单的以规模去评价，而是要回到文化所嵌入的时间、地点和历史传统中，寻找它正当性的依据。在具体案例中，不同立场的人可能持有不同的原则，这个时候就要分辨，有些原则是比另一些原则更根本性的。
智族GQ：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一边倒”所维护的道德也不是真正的道德，或者说舆论场很难达成共识？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刘能：现在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死亡”的观点代表了某个派别的主流，但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所以意见分化，共识不能达成，分歧、冲突比比皆是。它的弊端就是如果观点对峙越来越严重，经常出现45%比55%，甚至比例更接近的分化，就会引起文化战争。文化战争会导致社会的分裂，社会分裂的后果就是我们福利的损失。因为大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许多程序不能往后推进，一直要去说服别人。比如国家对于生育的态度，和年轻女性对于生育的态度之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