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游戏研究的人类学资源及其当代视野(12)

（三）结构之外的无穷可能
相对于游戏本体研究学者所关心的规则、叙事等层面的结构性要素，人类学家更关心结构之外的开放性、实验性、突现性（emergent）和不确定性。这种关注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相较于文学、绘画等指向静态历史的传统媒介，游戏的凝视和互动则指向一个可被不断影响的、不确定的未来[42]。另一方面，参与观察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实验，一种对不可预见的、突发的和偶然的事物保持开放的研究方式，其研究结果也倾向于挑战预设的结构。
在这种取向下，游戏被视作具有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性情（disposition）倾向。借鉴实用主义哲学家关于“世界作为不可减少的偶然性”的描述，美国最重要的游戏人类学家之一马拉比认为，20世纪人类学家看待游戏的方式无非两种，作为非工作的游戏和作为表征（representation） 的游戏。在数字技术产生之后，游戏则应该被视作为一种态度，其特点是面对一个超然秩序不被允许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随时准备即兴发挥。这个无序世界总是带有渐进的甚至是激进的变化的可能性[43]。对他而言，最完美的游戏状态，应该让对偶然性的体验介于焦虑（太多偶然性）和无聊（太少偶然性）之间。

施泰因库勒（Constance Steinkuehler）
同时，游戏还被作为向既定规则开放博弈和变更的实验性场域。施泰因库勒（Constance Steinkuehler）发现，数字游戏中并不存在唯一的规则立法者和意义生产者[44]。所有的数字游戏的规则创造都处在两方的协商过程中：游戏世界的设计者和居住在其中的玩家群体。她认为，双方都在游戏世界中争夺控制权和意义制造权，但只有通过这两种权力的共存和张力，实际的游戏才会出现。正如《魔兽世界》中用滑翔机插件打破游戏出厂设定的速通玩家，他们用实际行动“反抗”既有规则，从而实现更极致的游戏体验和意义获得感[25]。
游戏中被打破的规则和结构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与游戏产业相关的既定政治经济秩序，游戏中自发性的新“玩法”引起了人类学者的注意和反思。游戏体验的差异性需求催生出新的劳动身份——玩工（playbour）[45]。这一身份意味着游戏不再是在赫伊津哈和卡约瓦（Roger Caillois）意义上全无生产性的活动。除了作为高端玩家、模组创建者的“产消合一”（prosumption）的玩工，还有主要凭借“手工”“肝时间”赢得装备再转手卖给“不劳而获”者的金币农民（golden farmer）。虽然都是玩工，在英语世界中，前者被认为是淡泊利益的科技自由主义者，后者则被视为低技术的第三世界数字劳工，尽管研究者们认为两种身份中都存在新形态的剥削，人类学家纳迪则发现西方对中国金币农民的认知来自一种刻板的东方主义想象，她描述了西方部分玩家、媒体、学者如何用不完整的信息和东方主义的成见拼凑出了一个中国数字打金者的形象，从而歧视性地忽视了中国玩家群体内部的多样性[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