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17)

还有不少学者则继周作人孤明先发之后，分别从思想主旨、语言风貌、艺术技巧等多个层面继续寻绎考索这篇童话的魅力所在。有些见解尽管与周作人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安徒生作品本身则毫无异议，都不遗余力地予以极高的褒赞称颂。
多次和周作人探讨过童话议题的赵景深对安徒生的作品同样痴迷，其热情程度甚至令同道中人也望而生畏，惊呼“在中国，我们提起了安徒生，大概谁也会联想到赵景深的罢！赵先生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也是出版安徒生童话集中译本的最先的一个”（徐调孚《付印题记》，载赵景深译《皇帝的新衣：安徒生童话集》卷首，开明书店，1930年）。他在《论安徒生童话所表现的人生观》（载1922年5月3日《天津益世报》）中感喟道，“世间差不多是一个大悲剧场，令人悲伤忧郁的事，真不知有多少”，不过细究其实，“人生的苦闷和痛苦，全系在人的心灵上”，所以不必执着于向外探求解决的途径。安徒生童话更令他认识到寻觅心灵安慰的重要性，“不论你受多大的苦，都可以受安慰，若是你愿意得他。不论你怎样软弱，你若寻着了安慰，自然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做个人了”。
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卖火柴的女儿》，但这篇文章经过修订后改题为《安徒生的人生观》，旋即收入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新文化书社，1924年），无疑体现了他对安徒生创作的整体评价。在稍后另一篇《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载1925年8月16日《文学周报》第186期）中，赵景深继续剖析了“在梦境里求安慰”的实质，认为“悲剧在能自己安慰的人眼光里看来，可以立刻成为喜剧”，“人的境遇虽各有不同，但人的精神，人的心，没有不是一样的具有极大的威权的”。这一次他着重讨论到《卖火柴的女儿》的情节，认为其中屡次出现的“梦的幻境”，足以使女孩“对实生活减少痛苦，减少烦闷，能够再努力的向上走去”。其关注焦点显然已经转向个人精神的净化升华，而不再停留于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
1925年正逢安徒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精心安排了两期“安徒生号”，刊登了一大批译作、评论和参考资料，迅速推动了安徒生童话的传播和研究。他本人特别欣赏安徒生能够运用“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署名“西谛”），其语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织入一切歌声、图画，和鬼脸在文中”，最终融汇成“新颖有趣”的风貌（《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署名“西谛”）。在编纂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时，郑振铎在第三十九章《十九世纪的斯坎德那维亚文学》里也为安徒生留出一席之地，推许“安徒生是北欧最重要、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世界上那一处的孩子，不曾读过他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