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7)

范泉译《安徒生童话集》稍事比较早期的不同译本，还会发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而又忍俊不禁的问题。以小女孩第二次划亮火柴时眼前所闪现的幻象为例，各位译者就莫衷一是，周作人的译文作“烧鹅肚里满装着苹果干枣”，郭敏学译《卖火柴的小女孩》（载《橄榄月刊》第12、13期合刊，1931年）作“一只烧鹅，用苹果和梅子喂养的”，蒋世焘译《卖火柴的小女孩》作“一个薰鹅，填着苹果和酸梅”，天水译《卖火柴的小女儿》作“一只熏鹅，李子和苹果做馅心，填在肚皮里”，非龙译《卖火柴的女孩》作“有一盘一盘的热烤鸭，一碟碟的鲜红苹果，和许多乌黑的梅子”，友译《小的卖火柴的女孩》（载《朝阳》1949年第5期）作“一个热气腾腾的烤鹅，鹅肚内塞满了苹果，和干的梅子、葡萄干等”。小女孩看到的究竟是烧鹅、薰鹅还是烤鸭，名目纷繁的水果和干果到底是馅料、饲料还是另行装盘的食物，着实让眼花缭乱的读者有些无所适从。
各家译文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弊病，除了受到译者个人学识、素养、态度等影响（有些译者应该还只是在读的中学生），与他们当时都未能直接依据丹麦语原本而只能凭借英语、日语等各类转译本也大有关系。甚至直到五十年代后，有些课本在替换译文时，也只是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几种英译本翻译”（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语文》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61年）。经过数度辗转，自然难以准确呈现作品的原貌。鲁迅在《论重译》（收入《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中早就讨论过重译——即根据其他语种译本进行转译——的话题，感叹“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甚至“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也无从看见了”，所以对此并不求全责备。不过他对通晓丹麦语等小语种的译者仍然满怀期待，认为“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
晚清民国之际安徒生的部分作品开始被逐渐译为汉语，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总算盼来精通丹麦语的译者。四十年代长期旅居欧洲的叶君健在自学丹麦语之余开始重温安徒生童话，他发现“过去通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于是跃跃欲试，“想把这些作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安徒生童话的翻译》，收入周靖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他参酌两种英文版和一种丹麦语版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选集：母亲的故事》（平明出版社，1954年），其中就收有新译的《卖火柴的女孩》。没过几年，他又完全依照最新版的丹麦语《安徒生童话故事集》（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修订该书译文，将其作为“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改版付梓（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这篇童话的题名也正式改定为《卖火柴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