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笛&陆大鹏：为民众写史的历史学家(4)

王笛：美国最近二三十年还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public history，公众史学。史学家写历史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主要是史学家专业之间的学术对话，观点之间的讨论，是为了认清历史的本身。但公众史学兴起以后，这些历史学家意识到要让历史写作走出象牙塔，引向大众阅读。
过去，不光是中国，包括西方的历史学，越来越像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我的那本《跨出封闭的世界》，用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概念去研究历史。这些年来，我自己的历史写作其实越来越接近于叙事，越来越考虑历史写作的文学性。海登·怀特写了《元史学》（Metahistory），他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历史写作，在历史叙事的下面都有一种潜在的结构，这种结构其实是符合文学的划分，有喜剧、悲剧、讽刺剧等等。而且我们历史研究也会运用文学的修辞手法，不管提喻、转喻、隐喻等等。海登·怀特这本书出版以后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中国也越来越有影响。
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如果我们把历史写作追溯到司马迁，他的《史记》经常被选择作为我们中学和大学的古文范本，除了它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后来我们的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到20世纪新史学的兴起，受到西方专业化历史写作的影响，就是要去寻找真实的历史，不要用情感，越来越把历史科学化了。当我1990年初到了美国后，我发现在美国研究生课堂上所读的书，非常少的是所谓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人文学倾向的历史研究著作。
在欧美时接触的这种人文的历史学，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在思考到底应该怎样表达成都的文化，从《街头文化》到《茶馆》，然后到《袍哥》，我自认为到《那间街角的茶铺》越来越靠近了叙事的历史写作。

《袍哥》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结束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话，我觉得历史的写作要有文学性，文学的写作应该有历史感，你去读莫言的《生死疲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历史感多么强啊！为什么现在越大家越来越喜欢李劼人？他的在地感非常强，所以我在写《茶馆》、《那间街角的茶铺》时，都引用李劼人的描述，因为他所描述的茶馆的名字、街的名字完全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当然李劼人在1949年以后也受到文艺批评的压力，说你这个一点革命的浪漫主义都没有，像是历史纪事本末，但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我们很少记忆这种日常生活。特别是他写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大转折时期成都的城市变化，历史资料没有，在哪里去找呢？幸好有个李劼人，李劼人所记载的实际上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他所经历的。文学要有历史感，历史要有文学性，这就是我的一种观念，我也坚持这种观念。